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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春天，在河南郑州东赵村，一个男孩儿呱呱坠地。因为这是李家的长孙，所以给他取名为李伯谦。

　　李伯谦6岁时，被送到村中小学读书。家中长辈对这个长孙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够学医，照顾家人。青少年时代的李伯谦勤奋好学，历史和地理成绩都很出色，几乎每次都考满分。他尤其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书。所以，当李伯谦报考北京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并且梦想着将来也能当一名作家。然而事与愿违，中文系没有录取，他因为历史成绩突出而进入历史系。

　　1956年夏天，19岁的李伯谦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衣服，只身来到北京西北郊的燕园。此时他的冬衣还没有着落，靠着从学校申请来的一件棉大衣，李伯谦度过了他在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冬天。

　　北京大学历史系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第一年不分专业，所有学生在一起上基础课。当时，张政烺、齐思和、邓广铭、商鸿逵、田余庆等先生相继授课，令他眼界大开。随着第一学年的结束，面临选择专业时，李伯谦犯了难。恰在此时，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谔先生前来动员。他对大家说，学历史就要搞考古，考古多好啊，游山玩水。这句“游山玩水”颇具吸引力，于是，李伯谦选择了考古专业。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考古将成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年暑假，李伯谦回到老家东赵村，他在村南的土坎上拣了几块陶片，还写了一篇小文，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考古调查。

　　1958年暑假，吕遵谔先生带领李伯谦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这是他入校两年来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田野考古，所以既兴奋又激动。而在发掘期间，郭沫若、斐文中、贾兰坡等专家到工地上看望大家，更激发了他对考古的热情。这次短暂的田野实习，让李伯谦对考古有了真切的认识。

　　1961年秋，李伯谦毕业了。苏秉琦先生认为他品学兼优，就把他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当时，商周考古方向的教员只有邹衡一人，所以，苏秉琦建议李伯谦，以商周考古为主攻方向。可没等在校园里安顿下来，李伯谦就打起行囊，与邹衡、俞伟超、高明等几位老师一起，带领考古专业1958级学生，到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连续几年的野外发掘和整理，不仅锻炼了李伯谦的田野考古能力，也使他在短时间内就熟悉了夏商周考古。

　　“文革”开始后，所有学术活动都被叫停，李伯谦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其苦闷可想而知。如今回过头看，还要感谢这段经历，正是因为接触了哲学，李伯谦的逻辑思维才如此缜密，这也体现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

　　197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准备于次年招收工农兵学员，于是把李伯谦调回历史系。李伯谦回到本专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他的老师邹衡编写《商周考古》讲义，负责序言和商文化部分。1972年，《商周考古》铅印本发到入学新生的手里，这本书至今仍被国内各高校沿用和借鉴。

　　除教学外，李伯谦也迎来了田野考古的春天。1972—1982年，他带领学生，先后发掘了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江西清江筑卫城新石器时代遗址、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青海乐都柳湾史前遗址、甘肃永登连城史前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山西曲沃县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湖北孝感新石器和商周遗存，并且在安徽六安、霍邱、寿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