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1日，周勋初先生迎来了88岁生日。也正是在今年初，他的《文心雕龙解析》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已是米寿之年的周先生可能又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即获奖最年长者。周先生晚年屡获学术大奖，代表性的如主编的《册府元龟（校订本）》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个人整理的《唐语林校证》等三书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书目（共91种），为个人入选之冠；个人学术文集《周勋初文集》、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等，均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奖。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之路

　　对于自己的学术人生，周先生以“艰辛与欢乐相随”做概括，而早在2000年《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程毅中先生撰写《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一文就指出：“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

　　1929年4月11日，周勋初生于上海市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而他却在高三年级时患上严重肺病。周先生在《学术小传——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中回忆说：“三年床褥，濒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爱、兄妺的护侍，才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时病情恶化，幸亏链霉素进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经济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断变卖家产度日。”正是这种不幸经历，让周先生一生中尤重亲情伦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并形成了沉稳宁静的性格与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毅力。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半年后却旧病复发，两年后才恢复健康，正常学习。

　　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师云集，对于这一学习经历，周先生说，“学中文，研究的是一门综合型的学问，胡小石先生博学多能，汪辟疆先生鉴定古籍版本的功力深厚。他们的学问都覆盖好几个领域，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在入门之时，即是新旧杂陈，不拘一格”，特别是第四年听胡小石先生的文学史课，“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部工作两年半后，1956年底，周先生又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副博士研究生，师从胡小石先生。

　　1959年，因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罗根泽教授重病在身，中文系即让正在读书的周先生改为助教，直接为大学五年级学生授课，而且从“孔夫子”到“王国维”，一人承担。

　　“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周先生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改写后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为什么使用“小史”一名，周先生解释，做研究工作，与其趋同，不如立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类的著作日盛一日，大家都向篇幅长的方向发展之时，“我则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定为‘小史’。这当然与我喜欢独立思考有关，这书也体现出了追求少而精的努力方向。”

　　罗根泽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周先生治学上重视传统文论的底色，受他影响较大。年轻时的周先生，在集中精力备课的同时，独立思考，在《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该文也是周先生早期的代表性学术成果之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后来，周先生教过四个学期《文心雕龙》，先编有讲义，2000年编为《〈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后来审视“龙学”研究现状，感到由于近百年来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研究工作者过趋专门，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于是设计独特体例，增补或新撰长篇“前言”和“解题”等，后加在九位学生帮助注释其他30多篇之后，于2015年推出全本《文心雕龙解析》，将该书“放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样既显示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学界走上一条更康庄的治学大道”。

　　“文革”十年，周先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一直政治地位低下，“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的注释工作，后又随洪诚先生参加《辞海》的修订，编撰语词，前后历数年。1974年，又奉命参加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负责拟订体例和统稿等工作。

　　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周先生总是充分利用空隙时间，留下一些印迹。他写下了《韩非子札记》一稿，1980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法律系长尾龙一教授1982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读到此书，写了以下一段话：“在那儿，我发现了研究韩非子的、具有敏锐智慧和渊博知识的大陆学者周勋初的著作。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幸存下来，这使我深为感动。”

　　“文革”结束，周先生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学术性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于1982年正式出版。鉴于此书在学术圈的高度认可，应出版社之邀，周先生再次投入宝贵的精力进行修订，并于2009年推出新版。《韩非子校注》修订本于2013年获江苏省首届新闻出版政府奖。

　　1972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出版，教师才有机会阅读有关图书，周先生遂集中精力研究高适，写成《高适年谱》初稿，先行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再于1980年公开出版。

　　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多部论著连续发表，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非常少见的。

　　周先生常说：“我是一名教师，教好书，培养人才，是首要任务。看到学生们事业有成，是我最大的满足。”

　　周先生在担任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导师时，多先让学生提问，教师随方解答，或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回答。“授业问难，教学相长”这种方式，继承了中国书院教学时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从游之乐，有观摩濡染之效，可因材施教，还有感情交流，学生从中受益良多。

　　学生余历雄记录了周先生3年的讲课情况，并整理成《师门问学录》一书公开出版。该书反映了周先生启发式教育、创新性思维的特点，手把手教学、“教书是在传承文化，同时也是传承一种感情”的教育理念，广受赞誉。

　　对于周先生的教育工作，莫励锋教授曾说：“尽管社会工作十分繁忙，周勋初先生仍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南京大学的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中去。作为一位教师，他既呕心沥血地辛勤笔耕，从而著作等身，也循循善诱地培养学生，从而桃李满天下。”傅杰教授认为：“他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学生，成为国内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已是当之无愧的教授之教授，博导之博导。”

　　20世纪80年代以前，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坚实的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先生一方面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在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一方面与程千帆先生、莫励锋先生等奋力开拓，培养人才，不断推出重要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