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吕叔湘先生1998年4月故去，迄今已有18年了。正如一首歌词说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8年，“文革”结束一年多后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很幸运地成为吕先生的入室弟子，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留恋的时光。先生时为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带动其他老先生带研究生，不顾自己已是73岁高龄，招了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英汉比较三个专业七名学生。先生通常在家中的客厅兼饭堂里授课，个别辅导时就在他的书房。

　　吕先生的书房不大，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三面是书柜，临窗一面是矮桌和凳子，上面放着一摞摞书刊。书桌在屋子的中央，左右两侧摆放着木凳，上面也是摞得高高的书刊。整个书房被书环绕着，虽显得拥挤却不杂乱。先生坐拥书城，对每一类书的位置所在都了然于心，每当需要哪本书时，他都能很快找到。他对面的椅子是供来访者坐的，我在1982—1985年给先生做助手期间，每两周到他家一次，就坐在那里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在做学问方面，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开始启动，吕先生发表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一文，阐述了语言研究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这几对的关系。

　　“中和外”——

　　在对待“中和外”关系上，吕先生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

　　“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吕先生批评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或不结合中国实际，空讲、照搬外国学说的两种偏向，提出“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功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

　　他在为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所作的序里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照搬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谈何容易”四字正道出了吕先生在这方面苦苦探索的艰辛。

　　“虚和实”——

　　“虚和实”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吕先生很重视理论研究，认为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人们去发现事实。在75岁高龄时仍亲自或指导学生翻译介绍国外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但是他说：“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如果没有感性知识作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吕先生用明代两位理学家关于散钱和钱串子哪个有用的争论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洞大道理是毫无用处的。

　　个别人误以为吕先生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不想通过辛勤劳动就侈谈理论的路子，也就是那种用小本钱做大买卖，或是根本没本钱就想做大买卖的空头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