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今年3月17日上午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国内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如何理解这个重大命题的科学内涵？从哪里切入、选择哪些路径有助于我们顺利实现打造目标？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为什么提出和突出强调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推动我国经济从全球第二大国走向强国的迫切需要。

　　自2010年底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以来，到2012年我国GDP已经达51.93万亿元，按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28)计算为8.27万亿美元，比日本多了2.3万亿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了23.2倍(同期CPI上升了5.8倍)。①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到2012年底，美国的GDP是15.25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我国，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比如假定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8%左右、美国保持3%左右等等)，我国GDP将于2022年、最迟2027年超过美国。然而，即使经济总量赶上和超过美国，仍然不表示我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因为，虽然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将提高至1.48万美元左右，但与美国相比也仍然很低，还仅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GDP(5.9万美元)的1/4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能否顺利达到和超过联合国提出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上限水平(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能够顺利①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卷提供的资料计算整理。

　　达到和超过这个上限，就意味着我国可以顺利跨越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并由此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和处于7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时期，由于体制、机制和其他社会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多次发生。“根据世界银行(2012)的数据，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共有101个，到2008年只有其中的13个成了高收入经济体。”［1］否则，则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停滞，人均收入在中等收入水平上止步不前，甚至像当年的阿根廷那样：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全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的人均GDP曾在上个世纪初雄居全球第10，到1999年还维持在7780美元的水平，但由于债务危机拖累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2001年人均GDP下降为7210美元，2002～2004年进一步下降为4220～3580美元，直到2005年开始有所回升，到2010年才回升至8663美元(也有到2010年人均GDP已达14603美元的说法) 。［2］目前的阿根廷正处于再跨“中等收入陷阱”、重返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体制机制达不到就有的健康要求，如果我国的文化继续被严重扭曲，如果我国国民的道德出现更为严重的沦落、社会出现更加严重的无序，那么，我国经济发展就会面临从全球第二重新滑落至第三、第四的低位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有鉴于此，主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成了摆在全体国民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选择。

　　（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还是我国经济发展从两位数增长转向一位数增长后，继续实现较高一位数增长的迫切需要。

　　有资料显示，近100年间，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的国家大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的发展过程。例如，日本和韩国先后于60年代末和80年代达到人均收入7000美元后均出现过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现象。日本1960～1969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0.4%，尔后持续下降，1970 ～ 1979年降为5.2%，近十多年来大体处于2%甚至零增长状态。韩国1979～1988年年均增长率曾高达10%，1989～1998年降为6.3%。虽然到目前为止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亚洲国家最低的，但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数变大后，即使一个较小的增长率也是一个较大的增加量。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基数扩大、增长率下降”的客观逻辑。

　　但是，必须看到，在经济从两位数增长转入一位数增长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努力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一位数水平上。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发展信心问题。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经济资源能够支撑较高一位数增长，但信心不能支撑，那么，经济增长的实绩也完全有可能服从人们的“信心”。相反，如果信心期望有一个较高一位数增长，但包括外部引入经济资源仍无力给予支撑，那么，经济增长的实际结果也很难是高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支撑和信心期望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否则，本来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我们必须坚决避免的。从这个角度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更是全面破解不断强化的资源约束难题的迫切需要。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很多工业制成品成为世界第一。到2010年底，我国工业品产量在全球居第一的多达220多种。其中，粗钢产量达到7.8亿吨，占世界产量的45%，水泥超过世界产量的50%。但是，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短缺，赶不上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更满足不了维持世界第一产出的需要，因此，必须靠进口来弥补。这就难免形成原材料的对外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国的制造业就难免蒙受严重的外部冲击。这一点已经在钢铁生产领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

　　除了来自自然资源短缺的约束外，劳动力供给能力的下降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重要约束。我国原本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剩余国家。按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观点，在劳动剩余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率必然是呈水平状的。工资率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是企业生产成本较低的重要基础，从而也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新增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剩余经济也必然会随之成为过去。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到目前为止，至少已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民工荒”。第一次发生在2004～2005年，此间的经济繁荣导致一般劳工和专业技工的普遍短缺，形成了明显的“民工荒”。第二次发生在2009～2010年，由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在带来经济急速高涨的同时，形成了劳动力供给的相对不足，表现为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民工荒”。第三次是目前正在发生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的“民工荒”。目前发生这次“民工荒”是在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即将进入“刘易斯折点”背景下的发生的。其特点与前两次的根本不同在于劳动力供给，无论是从总量角度看还是从结构角度看，都开始出现明显不足。这种现象在经济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劳动工资开始出现持续性大幅度上升。这也必然表现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进而表现为企业利润的相对下降。

　　撇开国有资产投资及其成本上升所形成的约束不说，仅以上两个方面就已经清楚地说明当前我进一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程度。在这种条件下，进一步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选择更强有力的资源节约型增长与发展方式，就成了我国的一个必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