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溘然长逝（2016年4月29日），实在来得突然。因为事出意外，令人格外惋惜，也使人倍加怀念。

　　令我回想最多的，还是他创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忠实曾抱定要写作一部死后“能当枕头”的作品的目标，尽心竭力地打造长篇小说《白鹿原》。他如今可谓如愿以偿，而《白鹿原》这部对他是“枕头”的大书，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实为一部不可多得也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

　　陈忠实1962年中学毕业后，由民办教师做到乡干部、区干部，到1982年转为专业作家，在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生活了20年。他由1965年到1970年代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满肚子的生活感受郁积累存，文学创作便成为最有效、最畅快的抒发手段和倾泄渠道。他那个时期的小说如《信任》等，追求的都是用文学的技艺和载体，更好地传达生活事象本身，因而，作品总是充溢着活跃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很富于打动人和感染人的气韵和魅力。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陈忠实的。

　　1982年，《文学评论丛刊》要组约当代作家评论专号的稿子，要我选一个作家，我不由分说地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为此，与陈忠实几次通信，交往渐多渐深。嗣后，或他来京办事，或我出差西安，都要找到一起畅叙一番，从生活到创作无所不谈。他那出于生活的质朴的言谈和高于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常常让人感到既亲切，又新鲜。

　　忠实始终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研探社会生活的，因而，他既关注创作本身的发展变化，注意吸收中外有益的文学素养；更关注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替嬗演变，努力捕捉深蕴其中的内在韵律。这种双重的追求，使他创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和谐与统一。比如，1984年他尝试用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写出了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而这篇作品同时在他的创作上实现了深层次地探测民族心理结构的追求。由此，他进而把人物命运作为作品结构的主线，在1986年又写出了中篇力作《蓝袍先生》，揭示了因病态的社会生活对正常人心性造成了肆意扭曲，使得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之后，人的心性仍难以走出萎缩的病态。

　　读了《蓝袍先生》这篇作品，我被主人公徐慎行活了60年只幸福了20天的巨大人生反差所震撼，曾撰写了《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一文予以评论。我认为，这篇作品在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艺术的洞察力和文化的批判力上，作家都在向更加深化和强化的层次过渡。1988年间，我因事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那一个晚上，都是他在说，说他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很为他抑制不住的创作热情所感染、所激奋，但却对作品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心存疑惑，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