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老师的许多抱负还没实现，很多理想还没有变成现实，他就过早地与世长辞了，再也不能带我们开会，再也不能带我们走访伊朗。对于叶老师来说，我想他没有什么遗憾，他开拓出中国伊朗学的道路；对于我辈而言，需要铭记他的贡献，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的伊朗学发扬光大。

　　2015年12月26日凌晨，我们敬爱的叶奕良先生与世长辞，他走的那样安静，以致两天后我才从网上得到消息；他不让惊扰大家，我甚至没有能够送他一程。

　　叶先生是北京大学原东语系、今外语学院波斯语专业的教授，平易近人，风趣幽默。他平日里和我们年轻一辈经常不分老少，说话随便，我们总是叫他“叶老师”，在他面前，从不拘束。他的离去，真让我感到失去了一位挚爱的良师。

　　时间匆匆而过，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认识叶老师的了，大概是通过业师张广达先生的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毕业留校以后的什么时候拜见过他。1987年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按国别和地区写中国对外关系史，张先生写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史，叶老师写《“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这篇文章成为我研究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的指南。叶老师可以说是我进入中伊关系史研究的引路人。今天翻开手边这本书的叶老师文章，上面有我划的许多重点线，可见当年是认真学习过的。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我认识的施杰我（P. O. Skaj？v？）正在纽约给《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帮忙，他透过我向中国学者约稿，写有关中国的词条，记得其中的《当代中国的波斯语教学》一条，就是通过我去约叶老师撰写的。这样一来，我就和叶老师慢慢地熟了起来。

　　说实话，在前辈学者丰厚的学术积累面前，不懂波斯语的我要想在中伊关系史上有所推进，并非易事。虽然叶老师和他之前的波斯语教研室主任张鸿年先生都督促我学习波斯语，但我这个没有什么学语言天分的人一直望而却步。好在叶老师说的伊朗学，并不是仅仅局限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是有关古今讲各种伊朗语的民族的学问。这样一来，因为我所研究的于阗、粟特人是操古代东伊朗语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叶老师麾下的伊朗学研究成员。

　　从90年代初开始，叶老师就在中国大声呼唤“我们要有伊朗学”。1992年11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伊朗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未名湖畔召开，叶奕良先生作为主持人，聚集了国内与伊朗学相关的学者，其成果由叶老师编为《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1集（北大出版社1993年5月版），季羡林先生作序，按国际规范，依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论文先后。今略依年代顺序，列出所收论文目录：龚方震《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王炳华《从新疆考古资料看中伊文化关系》、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齐东方《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顾风《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段晴《旅顺博物馆藏于阗语〈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残片的释读》、宋岘《波斯医药学在古代中国》、陈达生“Persian Settlements in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T'ang, Song, Yuan Dynasties”（《唐宋元朝中国东南的波斯居民》，英文）、刘迎胜“MughultaiBa'atur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of Khotan”（《忙古带拔都儿及其在斡端的活动》，英文）、黄时鉴《现代汉语中的伊朗语借词初探》，内容涉及考古、历史、宗教、语言、医药等多个学科，可以说是集合了当时国内与伊朗学有关的一流人物。此外，还有在北京的伊朗专家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Muaffar Bakhtiyār）的《“亦思替非”考》。我当时还没有什么准备，提交了一篇《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蒙叶老师不弃，收入集中，让我也进入了他主导的“中国伊朗学”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