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是我国著名的斯宾诺莎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诠释学专家，对诠释学感兴趣的读者，大都读过他的书。笔者由于这个缘故，2002年有幸结识了洪汉鼎，并获得了许多思想上的教益。最近拜读洪汉鼎的新著《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以下简称《客居忆往》）时，发现之前对他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这本问答录讲述了他七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从文学走向哲学，师从贺麟先生、齐良骥先生的经历，以及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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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学者即开始注意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经过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西哲界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从《客居忆往》中可以看出，强调中西互动是我国西哲界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传统意味着，我国的西哲研究固然是以西方哲学为主要对象，却始终以反思、充实、提升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为重要目的，并自觉地吸取中国智慧，坚持中国立场和视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客居忆往》中讲到，1951年，洪汉鼎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所著名的学校曾经培养过许多大文人，如钱锺书、钱伟长。这是洪汉鼎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他纵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对文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夏，洪汉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从此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中。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成为贺麟先生的入门弟子和助手。由于这些因缘，洪汉鼎与中国西哲界的大部分学者建立了非师即友的密切联系，从而具备了深入了解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传统的客观条件。在这方面，洪汉鼎的老师贺麟先生就是典型代表。

　　贺麟先生的西哲研究，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这一研究路径对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洪汉鼎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之所以一直致力于西方诠释学的译介与研究，就是为了让中国学者通过把握和吸收诠释学哲学的思维模式，“来活化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突显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特点，“考察哪些部分是我们需要改进的，而我们有哪些优点，是可以让西方学习的”。显然，这种强调中西互动和会通的传统，是基于对中西文化传统的同等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