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大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有机会听他讲演，一起开会，有二三事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记。

　　听讲“抽象继承法”

　　1956年夏天，我提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人大哲学系是新办，我们是第一届本科生。平时除由本校教师授课外，系里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作家给我们作学术讲演。冯友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入学没两个月，在哲学系所在的北京海运仓一座简陋的小礼堂里，冯先生在这里给我们作了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抽象继承法”的讲演。

　　讲演会由系主任何思敬教授（大家都尊称他为“何老”）主持。何思敬是我国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最早译者，又是延安“新哲学会”的主要人物，后来还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法律顾问”，是一位老资格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只见他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冯友兰先生来给我们讲演中国哲学。大家知道，冯友兰先生，可说是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老的这后一句话，使在场的人一惊，因为当时冯友兰是公认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怎么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思敬不久就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被免去了系主任职位。

　　冯友兰先生开讲了，他身材魁梧，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给人印象深的是他留有长长的美髯。大概他也感到何思敬这句话的“问题”，说：“刚才何老的话过誉了，我不敢当。”接着他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哲学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有两种意义，一是“抽象意义”，一是“具体意义”。如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具体意义上说，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之类东西，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学这些东西了，不去继承它；但从抽象意义说，孔子这句话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经常温习和实习，这样看，这个命题就是对的，可以继承。冯友兰还举了大量的古代圣贤先哲的话和命题，来论证他的这一“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讲演时没有讲稿，他带有河南口音的话语娓娓道来，讲得通俗易懂（后来看冯先生文章多了，知道这是他的文字的一大特点，能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得浅显而明晰）；不过他讲演中随手拈来列举的许多古籍和先哲的话语，一方面使我们这些小大学生开了眼，对冯先生的博学极其佩服；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到很困难，因为毕竟我们许多书还没有读过。大概领导和冯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开讲后不久，就让人抬上了一块黑板，又上来一位老师配合冯先生讲演写板书。冯先生讲演中提到的任何先哲和古籍中的话语，这位老师都能很快在黑板上写下。这下，我们除佩服冯先生的博学外，对这位老师的“博学”也十分佩服。事后我们得知，这位老师是我们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杨宪邦讲师。

　　冯友兰先生在讲演后，就把这次讲演内容整理成文，以《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公开发表了，结果被人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引发哲学界一场大争论。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抽象继承法”又被上纲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屡遭批判；“文革”中更是成为打倒冯友兰先生的“重要罪证”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