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我把父亲冯至资料里见到的一封七十多年前孙楷第伯伯写给父亲的信,通过电邮发给了孙楷第的儿子和儿媳孙泰来、陈莹,由此谈起老一辈是怎么做学问的。他们赠我一份2012年6月29日的《中国文化报》,第七版是“中国记忆·积善堂手卷捐赠专题”。

　　里面有两篇文章,孙泰来的《明渤海积善堂手卷捐赠始末》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对孙泰来的口述史访问《我的父亲孙楷第》。后来,他们又赠我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楷第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

　　拿回来仔细阅读,我感慨万分,一些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20世纪80年代,陈占元伯伯时不时地到家来和父亲聊天。陈占元只比父亲小3岁,却显得很精干,每次都是精神抖擞、步履矫健,特别是热天穿着短裤的时候,相比之下,我父亲显得有些龙钟了,虽然思维同样的敏捷。

　　每次来,父亲都要先打听孙楷第的身体状况,我不解。父亲解释说,陈占元经常进城来看望住在10号楼的亲家孙楷第,也就是陈莹的公公,因为孙楷第身体一直不好。

　　陈占元伯伯我早就熟悉,当年他在桂林创办明日社,常到昆明来组稿,父亲的《十四行集》初版就是明日社出版的,回北平又同住北大中老胡同宿舍,他的女儿陈莹是我的“发小”,可这位孙楷第伯伯就不太熟知了。

　　父亲说,这位孙伯伯的学问可大了,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搜集掌握了许多稀有的资料,他的藏书非常丰富,然后,又无限感慨地说:“可惜他那上万册珍贵的藏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失散了,可惜啊!”

　　父亲说着,不自觉地扫一眼自己的劫后余书,居然侥幸地基本保存了下来,似乎还心有余悸。这样的话,我听到过不止一次,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同为爱书人的父亲是怎样为孙楷第的书籍痛惜,那里凝聚着他们一生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