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师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所梦想的是何时北大能成为一所真正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世界第一流大学。”何止于一个北大,他进而说:“自由是伟大的创造力,新的中国哲学只能在有着广阔的自由空间中诞生。”一介师的呼声是最可宝贵的。

　　去年9月8日中秋节,北京是难得的蓝天,我们一家在张世英老师家共度佳节。刚从北大开完会赶来的儿子说,汤一介老师6日住院了。我们想,现在医疗条件好,住几天就出来了,并没有冲淡节日和蓝天带给我们的欢欣。只是94高龄的张老师,在原本愉悦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虑。不料儿子10日来电,说汤老师已于9日去世。真是出乎意外!11日我偕夫人去北大吊唁汤老师。灵堂正中挂着一介老师的大幅遗像,他一脸沧桑,仁慈而坚毅地昂视前方。一种悲壮感涌现心头,脑际萦回着他的三言两语。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介师,是“文革”前奏,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时间在1966年上半年。当时北大哲学系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奉命组成了一个批判吴晗的写作组,组长就是汤老师。写作组开过几次会,印象最深的是一介师在第一次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他说,以后做研究工作,写文章恐怕都要经过写作组,不是一个人的事了。他不会想到,近半个世纪后,他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当时无所谓“知识产权”问题,大批判文章本来就不需要有什么个性、创造性。“文革”中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几乎都是写作组的产物,最典型的写作组莫过于北京的“梁效”和上海的“丁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