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学界多有研究，但若论及梁启超与韩国的渊源，大概知悉者不多。作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梁启超将先进性、前瞻性的文学思想付诸具体实践，发起“小说界革命”，当时的韩国正处于面临社会危机的开化期，爱国知识分子正在酝酿小说革命，呼吁通过小说开发民智、唤起“朝鲜魂”。

　　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学界多有研究，但若论及梁启超与韩国的渊源，大概知悉者不多。作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梁启超将先进性、前瞻性的文学思想付诸具体实践，发起“小说界革命”，当时的韩国正处于面临社会危机的开化期，爱国知识分子正在酝酿小说革命，呼吁通过小说开发民智、唤起“朝鲜魂”。梁启超的相关著述恰逢其时地传入韩国，被当时韩国小说革命代表人物朴殷植、申采浩等人广泛传阅。他们积极吸取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并在自身的小说理论中加以引用。他们提出的小说理论，无论是在批判传统小说、强调小说政治作用方面，还是在如何认识小说感化力方面，都几乎与梁启超的小说观如出一辙。

　　韩国小说革命倡导者借鉴梁启超文学思想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被介绍到韩国。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并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小说和文学思想主张。其中的小说理论和思想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设在汉城（今首尔）和仁川的代售点迅速传播到韩国，随后其相关著述成为韩国小说革命倡导者的捧读书目。他们从中吸收的文学思想体现在小说革命的具体实践，相关主张明显可见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借鉴。在批判传统小说方面，为了倡导新小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贬低传统小说，强调传统小说是“诲淫诲盗”之两端。这种批判态度，在朴殷植的《瑞士建国志序》和1907年12月21日《大韩每日申报》的《时事评论》，以及申采浩的《今古国文小说著者的注意》、《小说家的趋势》等文章中都得到体现。申采浩曾指出：“韩国传来之小说大半为桑间上的淫谈和崇佛乞夫之怪话，此亦败坏人心风俗之一端。”朴殷植在《瑞士建国志序》中认为，韩国传统小说“淫靡无稽、荒诞不经”，如果在民间广为流传，必然会“败坏风俗”，“对政教世道为害不浅”。梁启超主张“小说之在人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朴殷植同样认为传统小说“已成为匹夫匹妇的菽粟茶饭”。不难看出，不仅在批判传统小说、倡导新小说的立场和态度方面，而且在个别用词上，韩国小说革命的倡导者与梁启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强调小说政治作用方面，韩国小说革命的倡导者同样吸收和借鉴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梁启超主张创作大量政治小说，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他曾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欧洲各国变革，“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朴殷植在《瑞士建国志序》中同样借西欧政治维新后的社会进步阐明政治小说的价值。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易入人”、“易感人”，具有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感人作用。朴殷植也在《瑞士建国志序》中说：“夫小说者，感人最易、入人最深，与风俗阶级、教化程度之关系甚钜。”二者不仅观点表达一致，且都使用“感人”、“入人”等词汇。申采浩曾用“薰、陶、凌、染”阐释小说的感化力，虽未深入解读其内涵，但这与梁启超提出小说的“薰、浸、刺、提”四种影响力量十分相似。类似的思想主张和相同词汇的使用绝非偶然，至少说明他们曾阅读过梁启超的相关著述、认同其观点，并在自己的文学主张中加以运用。

　　契合韩国文学的时代诉求

　　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所以对韩国小说革命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缘于自古以来中韩密切的文学文化交流传统，韩国文人对中国思想文化具有先天的亲近感；另一方面，韩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境遇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梁启超的文学思想适时地传入韩国并契合了韩国小说革命的诉求。此外，梁启超本人对韩国的关注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

　　在当时的韩国，韩文尚未充分普及，繁体汉字（韩国人称之为“汉文”）仍是韩国主流的书面文字，启蒙思想家及小说革命倡导者具有极强的汉文解读能力，可以不经任何翻译手段准确及时地阅读吸收梁启超的著述和思想。因此，在申采浩、朴殷植等人的言论中出现与梁启超著述一致的用词不足为奇。

　　当时的韩国与中国一样处于内忧外患。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强了对韩国的殖民侵略，1910年签订了“韩日合邦条约”。在日本把韩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韩国的爱国志士进行了殊死抗争，文学领域出现小说启蒙理论，小说革命呼之欲出。梁启超小说思想的核心是批判传统小说，强调小说的政治功利性和启蒙民众的作用，这与欲把小说当作爱国新民利器的韩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成为他们重要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虽从未到过韩国，却非常关注韩国，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并专门论述过有关韩国的问题。相关著述主要集中在1904—1911年间，内容多为韩国的亡国问题，主要有《日韩合并问题》、《日本并吞朝鲜记》、《朝鲜亡国史略》、《朝鲜哀词》、《朝鲜贵族之将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之朝鲜》、《朝鲜之亡国》等。这些著述对韩国一步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和评价，体现了他对韩国悲惨命运的深深同情，对日本强权统治的强烈谴责，以及对爱国义士的赞扬和无能官吏的讽刺。梁启超是将韩国作为参照国，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境况下，暗喻中国若不进行彻底变革，就会重蹈韩国的覆辙。

　　韩国小说革命倡导者对梁启超思想理论推崇备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梁启超所持的立场和他对韩国局势一针见血的分析。他在谴责日本强权侵略的同时，对韩国官吏的不作为也进行了批判，认为韩国亡国首先缘于韩国内部。由于不懂韩文，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只能通过日本媒体了解韩国形势，而日本媒体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和韩国的真实状况大多进行歪曲报道或干脆回避。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看到了日本侵略的本质。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对近代韩国小说革命和思想启蒙产生了巨大影响，“韩日合邦”后，日本设立的总督府开始严格管控梁启超相关著述的传播，1912年以后直接将其有关书籍全部销毁。随着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关系基本消失，两国文学逐渐走上平行发展的道路。不过，梁启超作为中韩文学最后影响关系的代表人物和见证者，其文学思想对韩国开化期小说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在韩国文学发展史上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晚清文学革命著述在韩国开化期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13YJC752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