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出版的《怀念费正清》一书，或许也可视为是对二十世纪中后期哈佛大学汉学史乃至同期整个美国汉学史的一次集体缅怀追思。它确定无疑地宣告，这是一个专门的、机构化的职业汉学兴起并占据主流的时代。

　　不过，在职业汉学兴起之前，美国汉学曾经有过一个依靠亲历历史、家族传承的阶段或类型。因此，这种汉学，某种意义上亦可称之为一种“家学”。这种“家学”，主要是依靠家族里的第一代“汉学家”与中国的各种关系渊源——包括因为外交生涯、传教生涯、职业或商业生涯而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及研究兴趣。在这种早期汉学中，对中国的叙述，亦就常常难以回避个人体验以及情感向度。因为这种汉学，也关联着一个美国人侨居中国的时代。

　　对于这个曾经侨居中国的学术群体，我们的关注与研究似乎仍显不够。我们不应忽略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侨居经历会怎样塑造他们的人生观，同样也不应该忽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与故土之间心与心的联系。事实上，当明恩溥（Arthur H.Smith,1845-1932)向美国总统提议用部分庚子赔款设立一个教育基金，接受中国青年学子来美留学并得到允准之时，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美之间在“留美幼童”之后一度被关闭的教育、文化交流大门，又重新开启并再也无法彻底关闭了。

　　杜德维、白璧德翁婿

　　在促成哈佛开设中文教席和中文班，以及戈鲲化来美执教一事上，哈佛校友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尽管他最初并不赞成美国学生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像在美国本土这种脱离汉语语境的环境中来学习中文的做法。哈佛素来有尊重校友意见的传统，所以当时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 W Elliot)在究竟是否该在哈佛开设中文班以及聘请中文教授一事上，会致函毕业之后在大清海关工作的杜德维征询意见。而杜德维的回复意见归结有三条，一是“对在哈佛设立中文教席一事表示尊重”；二是“那些希望在中国有所作为的人，最好是到中国来学中文”；三是对于哈佛业已启动该项目这一事实，杜德维的态度是，“我既然会尽全力找到戈鲲化，也就会尽全力提供帮助，使这个实验圆满成功。”杜德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戈鲲化来哈佛以及病逝之后的善后，都可以看到杜德维在其中热心奔走的身影。

　　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保存有杜德维的若干与中国相关的文献收藏，其中有两部分颇有价值，一是他在九江、烟台、镇江、上海、宁波、广州、福州任职之时，拍摄的数量惊人的当地照片；二是他整理的有关1896年李鸿章访美的新闻报道，其中尤以《纽约时报》以及波士顿本地报纸的剪报为多。我在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中编撰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中文文献汇刊目录之时，这几盒文献就在我身后的一个书架上。

　　戈鲲化之后，哈佛的中文教育显然停顿了下来，直到1920年代初期。1924年，哈佛校友梅光迪离开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前往哈佛接替赵元任执教中文——戈鲲化祖籍皖南休宁，与梅光迪的家乡宣城，同属皖南且近在咫尺。徽州话中国人都难懂，徽州人却屡屡远赴哈佛执教中文，冥冥之中似乎真有某些定数。

　　其实并不是什么“定数”。如果说戈鲲化来哈佛有杜德维的一臂之力的话，梅光迪来哈佛，则显然得益于他的导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至于其中是否还有赵元任荐举因素亦未可知。杜德维来华工作那一年，白璧德出生，后来白璧德成了杜德维女儿DoraMay Drew的夫婿。尽管白璧德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道家经典文献，不仅有阅读，而且有研究并撰有相关论文。而梅光迪在哈佛执教中文，一直持续到1937年。某种意义上，杜德维、白璧德翁婿二人，实际上成为自戈鲲化一直到梅光迪这一哈佛早期中文教育乃至中国研究的重要关系人，这一说法当不过分。

　　1924年7月4日，吴宓在写给白璧德的信札结尾，还请转致对杜德维的问候，推测当年吴宓在哈佛，曾经见到过杜德维。亦就在这一年，杜德维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