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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云志简介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于辽宁海城县。1964年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孙中山基金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著述二十余种，主要著作有：《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胡适新论》、《蓼草集》、《蓼草续集》、《耿云志文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梁启超》、《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中华文化辞典》（第一副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卷，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9卷，主编）等。另外，发表论文和文章二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等数十篇，其中有多篇被翻译成英文。于90年代初，创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该室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相继主持并完成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等。刻下正在主持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编写。所著《胡适研究论稿》，于199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不分等），2009年获得院先进个人奖。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合著,自撰100余千字），中华书局1981、82年版
2.《胡适研究论稿》，400千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获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奖（不分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
3.《胡适年谱》，180千字，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
4.《胡适年谱》（增订本），320千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5.《梁启超》（合著），340千字，自撰写100余千字，并负责修改定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6.《胡适新论》，244千字，湖南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再版
7.《蓼草集》，258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8.《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主编，568千字，自撰写150余千字，制定全书纲领，对全书进行修改定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
9.《耿云志文集》，454千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
10.《蓼草续集》，248千字，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3月
11.《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393千字，内有近50千字为他人提供初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
12.《蓼草续集》（增订本），350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
13.《重新发现胡适》，350千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4月
论文：
1.《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26千字，《历史研究》1979年5期
2.《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20千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划》第1辑，1979年10月
3.《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赞助者和保护者》，15千字，《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
4.《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28千字，《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
5.《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28千字，《近代史研究》1982年2期
6.《〈扬子江〉并非立宪派刊物》，5千字，《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6期
7.《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3千字，《人民日报》1983年4月20日
8.《评胡适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18千字，《历史研究》1983年4期
9.《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鼓动家》，15千字，《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
10.《论清末立宪派与谘议局》，34千字，《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陈志让教授将其翻译成英文在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summer 1984上发表
11.《论梁启超在清末的政治宣传》，28千字，《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
12.《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15千字《近代史研究》1985年1期
13.《胡适与陈独秀》，22千字，收入李又宁编《胡适与他的论敌》，纽约天外出版社，1995年；《安徽史学》1985年2 期（有所删节）
14．《胡适》，20千字，《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15．《论〈新民丛报〉前期梁启超对思想启蒙运动的贡献》，15千字，《戊戌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也谈邵飘萍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5千字，《近代史研究》1985年6期
17．《文化的冲突、融汇与拓新》，4千字，《瞭望》（国际版）1986年10月第40期
18．《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20千字，《历史研究》1986年6期
19．《胡适传略》，3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20．《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3千字，《福建论坛》1987年1期
21．《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15千字，《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转印
22．《胡适与抗战》，11千字，《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研究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7年；《安徽史学》1988年2期转载
23．《蔡元培与胡适》，18千字，《论蔡元培》，旅游出版社，1989年
24．《胡适与中西文化》，19千字，《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
25．《近代文化与儒学》，5千字，《人民日报》1988年3月21日
26．《论胡适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14千字，《论传统与反传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转印
27.《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12千字，《改革》1989年1期
28.《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15千字，《历史研究》1989年5期
29.《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22千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3期
30.《孙中山与梁启超——中国现代化的选择》，15千字，《历史研究》1990年5期；获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2年评）
31.《胡适与国语运动》，8千字，台北《国文天地》1990年12期
32.《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30千字，《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33.《胡适整理国故平议》，15千字，《历史研究》1992年2期
34.《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1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2期
35.《胡适与梅光迪——从他们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25千字，《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华书局，1992年
36.《梁启超先生学术思想述评》，10千字，《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2期
37.《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10千字，《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2期
38．《孙中山宪法思想刍议》，14千字，《历史研究》1993年4期
39．《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几个问题》，11千字，《东西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40．《胡适文化心态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14千字，《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
41．《胡适私人档案介绍》，1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3年6期
42．《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6千字，《历史研究》1994年2期
43．《读邵作舟与胡传论台湾海防书》，7千字，《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收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1995年2月编印
44．《重新发现胡适》，6千字，《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5．《改革、革命与激进主义》，4千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5期
46．《历史能给我们什么》，10千字，《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2期
47．《胡适与<新青年>》，16千字，《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48．《“天人合一”别识》，9千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4期
49．《孙中山的主要遗产与我们的未来》，4千字，《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5期
50．《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12千字，《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5期
51．《因反蒋而被杀的<申报>主人史量才》，8千字，《民国著名人物传》第3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52．《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知识领袖——胡适》，23千字，《民国著名人物传》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53．《两代间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巨人——梁启超》，21千字，《民国著名人物传》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54．《有志干政的科学家丁文江》，14千字，《民国著名人物传》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
55．《学术大师王国维》，11千字，《民国著名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56．《略论胡适的传记理论与实践》，7千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3期
57．《胡适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论争》，6千字，见《胡适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8．《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制度》，8千字，《炎黄春秋》1998年增刊《炎黄文化研究》第5辑
59．《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8千字，《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
60．《略论梁启超戊戌政变后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1898.9—1900.8）》，12千字，《历史研究》1999年4期
61．《应当如何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3千字，《东岳论丛》1999年第2期
62．《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问题》，4千字，《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4期
63．《再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以家族制度为中心》，9千字，《中华文史论丛》（上海）第61辑2003年3月
64．《张謇与江苏谘议局》，12千字，《近代史研究》2001年1期
65．《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性因素》，26千字，李铁映著《论民主》之《附录一》，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66．《中国近代创建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尝试》，19千字，李铁映著《论民主》之《附录二》，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67．《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争看他们的民主思想准备》，13千字，《近代史研究》2001年6期
68．《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12千字，《福建论坛》2002年2期
69．《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国民党的政治实践》，16千字，《辛亥革命研究丛刊》11期，2002年出版
70．《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12千字，《安徽史学》2003年1期
71．《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6千字，《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2期
72．《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6千字，《炎黄春秋》2003年7月号
73．《论胡适》，8千字，《胡适全集》卷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74．《五四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12千字，《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75．《梁启超的世界主义与个性主义》，4千字，《文史哲》2004年3期
76．《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3千字，《历史研究》2004年5期
77．《孙中山的思想遗产及其意义》，1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6期
78．《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个性主义》，5千字，《社会观察》（上海）2004年11期
79．《论康有为的“圣人”情结及其以孔教为国教说》，11千字，《现代中国》（北京大学）第4辑，2004年12月
80．《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内在机制与外在条件》，4千字，《史学月刊》2005年2期
81．《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17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
82．《中国近代思想史集刊前言》，6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83．《关于近代思想史上的几个问题》，18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84．《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的对韩工作》，12千字，《近代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85．《吴佩孚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7千字，《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86．《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12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又见《文津讲演录之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月
87．《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10千字，《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7期全文转载
88．《清末思想文化变迁的几个大趋势》，4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集刊》（史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
89．《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15千字，《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90．《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视角看鲁迅与胡适》，7千字，《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0期
91．《民国初年的政治失序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6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年10月
92．《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18千字，《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3．《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17千字，《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94．《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季号
95．《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11千字，《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96．《蔡元培的领袖风范与君子人格》，7千字，《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97．《从近代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新文化的进路》，26千字，《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
98．《五四新文化：继承与超越》，7千字，《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5期
99．《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20千字，《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10月号
100．《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新起点》，8千字，载《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
101．《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此文曾提交2009年3月在首尔举行的纪念三一运动九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会后于2010年收入首尔出版的论文集中
102．《想起苏梅的故事——从唐德刚的一封信谈起》，10千字，《万象》2010年第5期
103．《历史与文学之间——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谈起》，7千字，收入《理论探讨与文本研究——中华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7月
104．《呼唤新青年，传递新思想——〈新青年〉的出世及其反响》，17千字，《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4卷（2011）第4期
105．《重读〈新思潮的意义〉》，10千字，《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6期
学术综述及书评：
1．《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新进展》，9千字，《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
2．《竞业旬报》（评介），20千字《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3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
3．《〈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读》（合著），8千字，自写5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
4．《胡适论文学变迁》，5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
5．《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
6．《文化转型研究的意义与研究框架》，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4月21日
7．《我的治学经历与心得》，12千字，载《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
编纂：
1．《中华文化辞典》（第一副主编），2850千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
2．《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主编），308千字，三联书店，1993年5月；1997年再版
3．《胡适语萃》，227千字，华夏出版社，1999年3月
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编），约4000余千字，黄山书社，1994年12月
5．《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主编），270千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
6．《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
7．《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主编），252千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
8．《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主编），310千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8月
9．《胡适书信集》（合编，三册），1461千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10．《近代名家著作选萃·胡适卷》，373千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月
11．《胡适著作选》，380千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8月
12．《胡适论争集》（上、中、下），346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
13．《胡适传记作品集》（主编），1197千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月
14．《胡适及其友人》，集照片192幅，撰说明文字约30千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
15．《胡适评传》，（主编）全书465千字，自撰写100余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
16．《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主编）3600千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3—5月
17．《五四精神的守护者——丁守和先生纪念集》，（与左玉河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
18．《新编胡适文选》，350千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1月
19．《胡适书信选》，350千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1月
20．《胡适及其友人》，增订简体字版图片203幅，说明文字近32千字，中华书局，2011年
文章：
1．《以新闻报国的邵飘萍》，4千字，《百科知识》1980年12期
2．《〈胡适研究论稿〉后记》，1千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刍议》，2千字，《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北京史学会，1983年9月
4．《胡适》，15千字，《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5．《确立健全的文化心态》，1千字，《文汇报》1986年1月10日
6．《现代化与文化更新》，3千字，《北京日报》1986年4月4日
7．《文化的冲突、融汇与拓新》，4千字，《瞭望》（国际版）1986年10月第40期
8．《高梦旦和他所提倡的周历》，2千字，《历史人物》1、2期合刊，1986年12月
9．《邵飘萍传略》，3千字，《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6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五四后所谓北大南迁问题》，2千字，《团结报》1988年1月5日
11．《胡适与补选中央研究院院长引起的风波》，2千字，《团结报》1988年3月22日
12．《民初社会变迁之一证》，1千字，《民俗研究》1988年1期
13．《学者大使胡适》，5千字，《民国春秋》1988年2期
14．《个人的发现与民主的建设》，3千字，《科技日报》1989年4月27日
15．《胡适年谱自序》，2千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6．《胡适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序，2千字，中译本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社会的不朽论》，4千字，台北《中央日报》1990年12月16日
18．《大陆版〈胡适晚年谈话录〉序》，4千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19．《历史的启示》，与胡绳武、彭明同〈光明日报〉记者谈辛亥革命，《光明日报》1991年9月20日
20．《胡适的两首情诗》，3千字，《团结报》1992年7月31日
21．《〈梁漱溟评传〉序》，4千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历代过琼公传〉序》，1千字，海南出版社，1993年
23．《〈胡适说禅〉序》，2千字，东方出版社，1993年
24．《〈胡适语粹〉编序》，9千字，《胡适语粹》，华夏出版社，1993年
25．《百年教训，百年生聚——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1千字，《北京日报》1994年6月22日
26．《〈闻一多年谱长编〉序》，4千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胡适思想研究〉序》，2千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
28．《〈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序》，1千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29．《〈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后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
30．《传统与未来》，2千字，《炎黄文化》，1995年增刊
31．《走向现代的中国》，3千字，《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11期
32．《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点看法》，1千字，《北京日报》1996年1月15日
33．《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千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1期
34，《发扬五四传统，弘扬五四精神》，与王桧林、彭明同《光明日报》记者谈话，《光明日报》1996年4月30日
35．《〈张君劢传〉序》，2千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36．《〈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序》，4千字，1997年
37．《〈胡适文化思想论析〉序》，2千字，东方出版社，1997年
38．《〈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译本序》，3千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9．《论传统》，2千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5期
40．《〈张东荪传〉序》，3千字，中华书局，1998年
41．《胡适在香港演说引起的风波》，4千字，《百年潮》1998年期
42．《胡适重勘〈水经注案〉》，2千字，原载天津《今晚报》，收入《博导晚谈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43．《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几个问题》，3千字，《华夏文化》（陕西）1999年1期
44．《五四·青年·爱国主义》，4千字，《文汇报》1999年5月1日
45．《差距不在技术，而在管理》，1千字，《世纪》1999年第6期
46．《胡适论文学变迁》，5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
47．《大陆版〈西潮〉序》，9千字，收入《蓼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8．《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10月9日
49．《革命的“老田鼠”精神》，1千字，《光明日报》2001年10日
50，《纪念辛亥革命，继承孙中山的思想遗产》，5千字，《民主》2001年12期
51．《寓居天津的饮冰室主人》，2千字，天津《今晚报》2001年8月31日
52．《伟人与历史》，1千字，《世纪》2001年10期
53．《鲁迅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关于周策纵先生的两首小诗》，1千字，《文汇报》2001年12月1日
54．《追念胡绳同志》，4千字，《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55．《二十多年来的胡适研究》，5千字，《纪念胡适诞辰110周年特刊》，2001年12月
56．《〈湖南维新运动研究〉序》，2千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7．《〈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序》，3千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8．《〈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序》，5千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59．《新世纪从头说胡适》，7千字，《社会科学报》（上海）2002年12月19日
60．《〈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序》，2千字，上海书店，2003年
61．《胡适红学年谱序》，3千字，《书品》2003年第5辑
62．《略论康有为的国教说》，4千字，《韶关学院学报》2003年10月
63．《梁启超的科学观》，2千字，《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2日
64．《王照研究》序，2千字，2003年
65．《两代间的文化巨人梁启超》，3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6．《梁启超的世界主义与个性主义》，4千字，《文史哲》，2004年第3期
67．《鱼川耿氏宗谱续修序》，2千字，2004年8月
68．《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发展条件》，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
69．《朱执信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序》，2千字，2004年12月
70．《注重事实和逻辑》，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3月3日
71．《一位犹太女子写给胡适的情书》，4千字，《南方周末》2005年4月7日
72．《学术史研究重在积累》，1千字，《光明日报》2005年4月12日
73．《胡适书信究竟有多少》，1千字，《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4月15日
74．《〈耿云志文集〉前言》，6千字，《耿云志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75．《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序》，2千字，《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
76．《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序》，3千字，见李学通著〈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中华书局，2009年2月
77．《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序》，3千字，见龚国庆著〈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
78．《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序》，2千字，见吴小龙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
79．《胡适研究论稿重印后记》，0.5千字，2007年1月
80．《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序》，《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4千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10月
81．《在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千字，《中国文化》，2007年
82．《吴佩孚研究不断取得进步》，1千字，（在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吴佩孚研究——第三届吴佩孚生平与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2月
83．《思想如何变成物质的力量》，3千字，《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4．《胡适的恋人及友人》序，2千字，《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5月5日
85．《耿云志谈五四与青年》，3千字，《记者观察》2008年5月，总第238期
86．《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季号
87．《〈丁文江年谱〉序》，6千字，见宋广波著《丁文江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2008年10月23日转载，改题为《中西道德合壁的结晶品——谈谈丁文江》
88．《回忆守和同志》，载《五四精神的守护者——丁守和先生纪念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
89．《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激进主义》，4千字，《史学月刊》2009年5月号
90．《〈胡适研究论丛〉发刊前言》，2千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
91．《近代中国探路者的思想轨迹》序，3千字，见张顺昌著《近代中国探路者的思想轨迹》
92．《五四运动：近代中国发展的新起点》，4千字，《人民日报》2009年4月7日
93．《〈蓼草续集〉序》，《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日
94．《〈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序》，3千字，见马亮宽著《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日报》2008年7月21日转载，改题为《不应忽视对五四健将、学者傅斯年的研究》，文字略有删节
95．《追记唐德刚先生》，《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2日
96．《中国近代文化之思》，《北京晚报》2011年2月14日
97．《呼唤新青年，传递新思想——谈〈新青年〉的创刊》，《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第7版
学术贡献：
1.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研究民国史的需要，系统查阅了保存比较完整的胡适档案资料，并阅读胡适本人及其他相关著作，发现历史上真实的胡适，与历来大批判中所显示的胡适是完全不同的。从此，立意系统、深入、全面地研究胡适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以便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论争及其演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相继发表多篇论文和多种专著，并编辑相关资料书，由此开辟了一个有影响的和富有成果的新的研究领域。
2.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对清末的立宪运动展开研究，除完成《中华民国史》相关章节的撰述外，相继发表多篇论文，实事求是地、深入地论述和评析清末立宪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内，第一次对清末立宪运动给予客观的，肯定的历史评价。从那时以来，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历史作用，已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国一片“文化研究热”中，本人开始思考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到九十年代，始形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趋向的独立见解，即认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到本世纪初，在完成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的过程中，将这一见解作了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使之更加具有科学性，和更加具有说服力。
媒体报道：
1.有关于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的报道在《读者良友》、《明报月刊》、纽约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等报道的比较多，国内的《光明日报》、《读书》杂志等等都有报道或书评发表
2.台湾的《传记文学》等刊物曾多次发表过介绍大陆学者研究胡适情况的文章，其中大量篇幅是与耿云志有关的
3. 徐天：《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读后》，《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1期
4. 耿云志于70年代末发表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解放以后胡适首次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5.耿志云于 80年代出版的《胡适研究论稿》堪称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胡适的著作
6. 《耿云志与胡适研究》，《文汇报》1994年7月31日）
7.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一书。（此书是耿志云所主编的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的第一卷）此书于2008年春出版
学 术 自 传
知识的准备与思想的训练
一个人无论做何事业，或做何种学问，都需要有知识上的准备。假如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则任何事业与学问都无从谈起。通常，读书时期就是知识准备的时期。但个人的出身、经历、机会不同，各人知识准备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我本人是大学毕业，但我的知识准备，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因为入了大学，实在就没能再有系统地读书和学习，绝大多数时间都消耗于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中了。
读书是知识积累的最主要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劳动、办事、待人、接物，都可能学到知识。读书也不是专指读老师教的书，应当包括自己选读的课程以外的书。有时，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中学读书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它给我打下各方面知识的良好基础，使我具备了自学的能力，我可以根据我的兴趣选读我想读的书，并且能够读懂。这一点极其重要。那时的中学教育之所以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教材编得比较好，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很合乎知识吸收的自然次序。二是老师都比较胜任，教学法亦比较讲究，能够激励起知识的兴趣。因为有这两条，我只要在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就能完全消化老师所教的知识，课后只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作业，就把所学的东西巩固下来了。这样，我就有非常充裕的时间，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
我的兴趣，在小学时期，是在文学方面。但身处落后的乡村，没有什么新书可读，我就把在乡间所能收罗到的旧小说都借来读，什么《三侠剑》、《大八义》、《小八义》、《水浒传》、《荒江女侠》等等，总有几十种。记得当时看到的所谓新书，只有两种：一是偶然从一位同学的家里看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一是忘记了作者名字的，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书，叫《战斗的春天》。
这种对小说、戏剧等文学的浓厚兴趣一直继续到初中毕业。中学是在城市里读的，本溪不算是很大的城市，但因是煤铁之城，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直辖市之一。所以，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市里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旧书不多，但新书不少。中学生可以办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两种。利用这种方便，我把一切剩余时间都花在读小说或诗歌、戏剧等文学上面。我当时特别喜欢读翻译过来的外国，主要是西方各国那些第一流作家的作品，像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尔、莫泊桑、巴尔扎克、福娄拜、乔治·桑、梅里美、大小仲马、左拉、罗曼·罗兰；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哈代、吉英·奥斯丁、拜伦、雪莱、弥尔顿；德国的歌德、海涅、席勒；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可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美国的马克·吐温、惠特曼、德莱塞；印度的泰戈尔等等，等等。
这些作家，的确都是第一流的，有些完全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我读他们的书，对我至少有两种好处。一，在司汤达尔的《红与黑》一书里，他曾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小说，原来是生命旅途中的一面镜子”。这些伟大的作家们，教会我、增长我观察和体验人生的智慧。二，恩格斯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予我们关于欧洲社会的知识，比当时欧洲所有的统计学家所给予我们的还要多。我通过阅读那些欧洲和美国作家的作品，使我这个东方少年，对西方社会，对他们的风俗人情，对他们的文化心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这对我后来从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确有极大的好处。当然，大量的文学阅读，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提高，也很有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阅读文学以外，我对历史、地理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当时用我仅能得到的一点点零用钱订了《世界知识》杂志，那上面有关各个国家的历史、风俗及人物介绍，给我增加了不少知识。
除了知识上的准备，思想的训练亦极重要。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很小就开始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简单劳动，所以很少与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一人孤处，就经常陷入沉思。当我读书识字之后，就有更多思考的必要与机会。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是个老先生。他把许多事都交给我去做。当时学校规定有时事课，期末要考试。他就要我给大家读报。读什么内容，怎么读法，都由我决定。这给了我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机会。我每选读一篇文章之后，就把这一篇文章的要点总结、概括出来。我慢慢地说，同学们就用笔记下来。他们可能记不全，但总多少会记下一些关键的词语。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张榜公布各班的成绩，我们这个班平均77分多。其他各班，则有不及格的，多数是60分稍多一点。这件事令我非常兴奋。当时，我的作文，已在牛庄区范围内小有名气，但我不很在意。然而，这次时事测验，我们班取得最高分，我倒是很在意，因为它显现出我具备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我当时并不很了解，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思想的能力。思想，主要是两种工夫，一是综合；一是分析。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实际运用知识解决各种问题的需要的增加，运用思想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可以说，我一生都时时注意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思想的能力。
我升入高中后，我初中的一位要好的朋友给我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当时只出了第一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我很高兴。此前，我稍读过马克思的几种小册子，略知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那年的寒假，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当时虽不能全懂，但总的思想理路，是基本了解的。特别是黑格尔的深刻的历史发展的观念，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但他那篇太长的“导论”，实在难读。我后来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看到，列宁说，读黑格尔的这篇“导论”，是令人头痛的最好方法。黑格尔的书，使我对于哲学和理论思维产生更大的兴趣，也使我更努力地追求思想能力的提高。于是，在第二年的暑假到来的时候，我决定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个暑假，我家里有些事，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我还是把《资本论》读完了。我还做了一部分笔记。《资本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一是使我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必将被一种更合理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另一个对于我个人是更为重要的收获，即理解了辨证法的思维方法。后来我读过黑格尔的《逻辑》，但真正使我养成辨证的思维能力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是黑格尔的《逻辑》。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把我的兴趣引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从此我对文学的爱好，完全被哲学社会科学所取代。文学，有时仍会读一些，但那只是为了欣赏和消遣。
从此，我对思想能力的训练更加自觉了。继续阅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甚至连倍倍尔、卢森堡的书，我也读过一些。当时我是学生会的主席，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常常需要发表讲话。渐渐地，我对许多问题都能独立地做出分析与判断。同学间，不仅是同班同学，他们往往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当做根据，去同人家辩论。
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爱好，我对思想训练的重视，终于使我在高中毕业时，毫无犹豫地决定去学习哲学。我们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文、史、哲不分家。我想，外国也应当差不多。这并不是说他们三者无差别，而是说三者在知识的连贯性上，尤其是在理论与方法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三者无论其中的哪一种，若做到深入，势必会与其他二者相贯通。世界上凡是好的学者，他的文、史、哲的修养一定都达到很高的程度。
因为特别的机缘，我从哲学专业毕业后，却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1964年，即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中央要组织一个专门从事反对修正主义的研究和写作班子。为此，中宣部委托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和《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先生，由他抽调几个人，分别持中宣部的介绍信到全国十几家文科较有基础的大学去选拔人才。被选的人有学文学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经济的，还有学外语的，共有36人。我就是这样被选进近代史研究所的。由于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这个班子没有来得及开张，就无形解散了。这36个人，被暂时留在近代史研究所。后来，或因夫妇两地问题解决不了而被调走，或因工作需要被调至其他单位，还有的已去世。现在仍留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包括已退休的，大概还有十几个人。
三次农村“四清”（我在大学毕业前，已参加过一次“四清”，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又参加两次“四清”）和一次劳动锻炼，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社会有了较为深切地了解。后来又经过十年惨烈的“文革”，我对社会、政治、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这些，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都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常人不易理解的东西，可以变得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胡适
1972年夏天，我们正在河南干校搞所谓“清查5，16”。这是十年文革中，搞得时间最长，斗争最残酷的一场运动。这时，忽得到消息说，在去年举行的一次全国出版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等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不久，根据中央决定，我们撤离干校，回到北京。当年十月，由李新先生领衔，组织起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我成为这个研究组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个全新的课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对于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动手编写民国史，而是从资料建设做起。我起初被安排做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研究。同历史专业出身的人相比，我的最大弱点是缺乏资料的积累。为此，我每写一个人物的小传，都要尽可能翻阅可以找到有关此人的一切资料。比如，为了写王国维的小传，我翻阅了王氏死后，报刊上所有关于他的报道，别人写的追念他，回忆他的文章。然后，我又借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几十册翻看一过。为了写梁启超的小传，我更是查阅了他本人主编的几种报刊，以及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种报刊。然后，又借来《饮冰室合集》40册，大致翻了一过。其他人物也是如此。我力求作到写出的小传，语语有根据。因此，我写的几篇小传，李新先生都很觉满意。在他看来，我这个非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刚刚开始做研究工作，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易。
民国史上思想文化方面影响最大的人物莫过于胡适。所以，要写民国史，特别是要写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胡适是无论如何越不过去的。瞿秋白曾说胡适是“文化班头”；五十年代，全国大批胡适，也是把他作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来对待的。胡适影响最大，但对于他，忌讳也最大。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胡适的头上，堆满了各种顶级的罪名，什么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卖国贼、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等等。用历史家的态度，而不再用“大批判”的态度来写胡适这样一个人，难度实在太大了。特别困难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胡适，就只有大批判笔下的那个胡适，此外，人们根本不知道胡适本来面目是什么样。我要写出一个真胡适来，恐怕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
认真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一，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胡适的资料，首先使自己对胡适的真面目，有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二，暂不必求全面揭示胡适的真面目，采取专题研究的形式，一个一个问题的研究，一个一个问题的澄清。
我们研究所收藏着胡适的档案资料，数量颇多，有两千多个卷宗。1975年，我下决心要彻底查阅这批档案资料。前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些卷宗翻了一过。在这个过程中，我随时查阅胡适本人和相关人物的著作，加以对照和验证。这样，我对胡适的生平活动、思想主张、治学范围、治学方法、他与其他人物，包括蒋介石以下的党、政、商、学、军等各界人士的来往关系，等等，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知道，还不到可以实事求是地全面论述和评说胡适的时候，还须等待。
大约是1978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李新先生跟我说，中央决定，由社科院出面，于明年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五四6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你可以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我听了很兴奋，但又有些犹豫。我觉得，真正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恐怕尚非其时。
197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我在北京大学住了一个多月，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在北大图书馆查阅一些清末时期的报刊。大约是接近12月底的时候，我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广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其内容很令人振奋。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李新先生要我写的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大约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文，全文有二万五千多字。这篇文章得到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的赞赏，随即在《历史研究》五月号上发表。结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实，在今天看来，文中对一些问题并没有充分展开，只能说在当时条件下，我尽力了。从此，研究胡适成了我经常的业余工作，欲罢而不能，经常有人找我谈胡适研究的事，报纸、期刊邀写文章，出版社邀写胡适传记之类的书。还有的机关或学校邀去讲演，等等。
1985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与催促下，出版了《胡适研究论稿》一书，里面包括十篇论文和一个简明的《胡适年谱》。没想到，此书一出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注意，在港、台的报纸、期刊中，乃至在海外其他各地的中文报刊中，都有长短不一的书评发表。这说明，胡适在中文世界里的确是个影响极其深远的人，人们极其欢迎用研究的态度对待他，澄清过去长久以来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我的基本看法是：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等领域，都曾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他在政治上，虽然不赞成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但他一直坚持要求改革，把他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看成完全是一回事，是没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打破沉默，为一个受到严重歪曲的历史人物讲几句公道话，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是一件合乎良知的事情。学者的使命就是讲真话，求真理。但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我相信，当时没有哪个人比我看过更多有关胡适的材料。第二，必须具备理论上的自信；我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所以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在1979 年、1983年和1986年，都曾有人以不同形式敲打过我，但我没有被吓住，更没有被打倒。我不是说，这些年来，我关于胡适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和准确，我只是主张，对于任何历史人物，我们都应当用研究的态度，而不可根据政治的需要，任意入人以罪。
1986年，为给近现代史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新史料，也为推动胡适研究，我提议全面系统整理和出版胡适档案资料。这个建议曾经得到研究所内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支持。为此，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一份给社科院领导的报告，由研究所正式报到院里。稍后，院领导批示，可以整理出版胡适资料。但院里没有这笔经费，需要我自己去想办法。我这个毫无攻关能力的书呆子，跑了许多地方，记得当时在《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的庞朴先生还主动帮我出主意，找过某某人，但都没有结果。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人们对胡适仍心存顾忌，谁也不愿意花大钱给自己买来大麻烦。
1990年5月10日，参加胡绳院长主持的一个座谈会。胡绳先生对我的发言很赞赏。会间休息时，我向胡绳先生提出：“明年是胡适诞辰100周年，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歧义很大，但他对中国教育、思想、学术影响之大，是无人否认的。我估计，海外，包括港、台、以及美国，都可能会有相当的纪念活动。我们内地若毫无反应，则海外知识界会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会怀有疑义。而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国内已有一批人开始做胡适研究的工作，除我的《胡适研究论稿》和若干文章以外，有人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初步形成一点研究胡适的气候。因此，我想，明年我们也举办一次有关胡适的研讨会，您看如何？”胡绳先生，未多想，很快答复我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接着他又说：“过几天史学片的负责人有一个会，你来参加一下，说说你的想法。”5月16日，我在史学片各研究所负责人的会上，说了我的想法。结果，大家都一致同意。随后，我就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了关于1991年举办胡适研讨会的报告。不久，院里就批示“同意”，并拨一部分款项资助此会。
那时，几乎只有我一个人，用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筹备此会，终于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成功举办了第一次胡适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我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此书出版后大约五六年后又重印一次，总发行量超过一万册，真是创下研讨会论文集的一个空前纪录。
由于这次会议，全国研究胡适的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得以互相结识，互相联络。随后二十年来，我们又先后在北京、青岛、上海、南京等地举办了五次胡适研讨会，出版《胡适研究丛刊》、《胡适研究通讯》、《胡适研究论丛》等，作为胡适研究者的学术园地。胡适研究，按唐德刚的说法，近乎“显学”了。
第二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研究清末立宪运动
1977年，民国史研究组开始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工作。李新先生要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和我四个人承担写作任务。我所承担的任务，除了某些章节的小部分外，最主要的是写清末立宪运动。清末立宪运动，在过去是完全被否定的，说它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因此是反动的政治运动，立宪派是反动的政治力量。1949年以来，只见有人批判立宪运动，未见有人研究立宪运动。所以，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立宪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立宪派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 我不是学历史专业的，关于清末立宪运动，关于立宪派，我也基本上不了解，只是在研究梁启超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这方面的史实。但仅凭我在研究梁启超过程中所接触的材料，我已很怀疑从前人们所做的批判的可信性。以前关于立宪运动的批判文章也好，批判小册子也好，都不能给我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只有独立地从搜集、查阅第一手资料做起。我查阅的资料包括：1，立宪派重要人物的个人传记资料，包括日记、书信、年谱、传记、其本人著作等等。2，立宪派所办的大部分报纸、期刊，并从中选定一种最有代表性的大报——《时报》，从其创刊起，直到1911年底，一天不漏地细查一遍，使我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全过程有一种近乎感性的了解。同时，还要查阅当时出版的其他重要报刊。3，查阅故宫所藏清末立宪运动时期的相关档案。4，查阅各省谘议局的文献。5，查阅所有能找到的，曾公开刊行的有关刊物和表报资料，如当时农工商部发表的统计表报，某些省办的自治官报等等。
看了这些资料，虽然仍不能说很完全，但已足以使我对立宪运动和立宪派，有了颇为全面，颇为深入的了解，足以使我有勇气推翻以往的错误结论，给立宪运动和立宪派一个新的比较更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我撰写的书稿，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都看过，他们都很满意。虽然同他们原来对立宪派的了解及其脑中的印象反差很大，但由于我写得有理有据，令他们信服。记得有一次我在李新先生家里，谈论书稿时，我曾谈到立宪派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时，当时在湖南长沙作教员的徐特立，曾写血书表示要求速开国会。李新先生说，你对立宪运动，立宪派的论述都是很严谨的，是站得住脚的。但希望你不要写徐特立的事，因为吴玉章同志写过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曾谈到有关的报导。我答应不写徐特立，因为实在有太多的资料足以说明问题。
1980年，我写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一篇长文（约两万八千字）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这是关于清末立宪运动与立宪派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它的发表，给国内外史学界以一新耳目的感觉。文章以大量人们过去都不曾注意的第一手资料，论述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全过程，指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要以类似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由于清政府严厉镇压请愿运动，驱使立宪派之大多数放弃和平改革的希望，转而赞成与革命派联合，推翻帝制，共建民国。文章又指出，影响全国的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起到了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的教育与训练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从体制内部瓦解清王朝专制统治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立宪派也是清王朝的掘墓人。
1981年10月，在武汉举办第一次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海外学者有40多人。这次会议上出现一些完全或基本上摆脱了教条主义影响的学术论文，颇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注意。海外学者对此尤为敏感。长期在加拿大从教的，当时已60多岁的陈志让教授找到我，他说，他准备把我的论文《清末立宪派与谘议局》（3万4千字）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他认为，我这篇关于谘议局的研究论文，是过去从没有人作过的，材料也是没有人使用过的，而文章的见解更是与传统说法大异其趣，海外学者对此种文章是非常感兴趣的。除我的文章以外，他还选了汪敬虞、章开沅等人的文章，共有五篇。后来，陈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经常有信来讨论与文章有关的各种问题。从此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随后，我把此文压缩至2万6千字左右，改题为《论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1982年第2期）。
对于谘议局的研究，是深入了解清末立宪派与立宪运动非常关键的环节。谘议局的成立，是立宪派取得的最有实际意义的成就。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体按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程序的要求所举办的选举，它的历史意义 与影响是值得重视的。谘议局成立后，它成了立宪派可以充分运用的一个可与现有的清政府统治系统相抗衡的合法机构。在谘议局，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制定法律，监督甚至弹劾官吏，可以监督和审议财政预算与决算，可以直接抨击地方督抚。这些看似简单，实际上，后来在民主共和国的名义下，所谓省议会之类的民意机构，在制衡行政权力方面，从来没有起到清末谘议局所起到的作用，达到谘议局所达到的水准。也正因此，它成了当时有相当威望的机构。后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领袖们急忙去找谘议局，求得他们的帮助。从而，建立政府机构，起草必要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等等极迫切的工作，均得以循序推展开来。再后来，其他接着宣布起义独立的各省，也都是在谘议局的积极参与下实现的。所以正确了解谘议局的性质与作用，不但对于了解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了解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变动，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关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史的一些基本观念，打破了革命主义思维笼罩一切的局面，认清和平改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不但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后来，邓小平说过，改革也是革命。我们革命，革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终于明白，改革也是历史进步不可少的。有了这种认识，就不能再否定历史上为和平改革而奋斗的那些仁人志士了。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1832年英国的国会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可见，那些把革命与改革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我明白这一点，所以，我才敢于对清末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做实事求是的研究。
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心得
1990年代之初，在我的倡议和推动下，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起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此后，除了因客观需要，仍不得不做一些胡适研究方面的工作（从1992年到2008年，我写作和发表研究胡适的论文和文章30余篇；出版研究胡适的著作4种（其中一种为合著），编辑研究胡适的书及资料集12种）之外，我开始比较集中精力于做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中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一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其最终成果是2003年出版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二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其最终成果是2008年出版的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前一项研究，我们是把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民主的思想与民主制度的建构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一种创例。从前做相关研究的学者，都是把它们分开来做，有作民主思想史研究的，有作民主制度史研究的，还有作民主运动史研究的。我觉得，把认识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可能更加深我们的认识。我们从研究中发现，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而在实际建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一项研究，是一项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课题。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整体社会的转型是基本同步的。这个转型过程至今尚未完结。但有两个时段很有典型意义：一个是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探索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并努力揭示出文化转型的条件与机制。我特别提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对于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在研究文化转型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我深入分析中国人在文化之中西与古今的问题上，长期存在困惑；要化解这些困惑，除了有赖于社会物质进步和政治发展之外，还必须建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所谓健全的文化心态，即对外要持开放的观念；对内则要求改革和进取，特别是要重视“个人的解放”。通过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与演变有两个最基本的趋向：即对外部世界越来越开放，通常人们叫它世界化；对内，则无论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最本质的是追求人的解放，真实的“个人的解放”，通常可以说是个性主义。关于这两个趋向，我最早于199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一文中，首次提出。后来在2004年专作一文，对此加以较系统的论述。文章题为《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这篇文章先是2003年初，在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报告，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上发表。而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中，这两个趋向，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在《导论》卷的《结语》中，对此尤作了清晰的概述。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包括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能够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这两个最基本的趋向，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轨迹，我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大枢纽。第一，它造成了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统一的白话国语。第二，更加开放的文化观念，有利于化解中西文化的困惑。第三，自由平等的观念大力张扬，较大程度上打击了专制主义与宗法伦理对人们的束缚，个性主义得到伸张。人们对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第四，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较大范围得到传播。第五，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展：包括新教育的大发展，社会团体组织的大发展及相应观念的更新，传媒系统的发达与进步，等等。这些都是促进文化转型的有力杠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开辟出新的方向与新的广阔空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历史证明，偏离或背离五四新文化的方向，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就会走弯路，就会遭遇挫折。当然，五四运动确实也曾发生某些负面的东西，例如，激进主义、泛政治化、迷信群众运动等等。但我们只能靠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的东西去克服其负面的东西，而不能借口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背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
上面所说，是我治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其他诸如孙中山研究、梁启超研究，都有很多著述发表，而且都有个人独到的贡献。
上面谈了我治学的大致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心得体会。
其实，做任何学问，最基本的方法都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实事，就是关乎所研究的问题的一切材料及它们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求是，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揭示其意义，并发现其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明其真相。在实事上做工夫，就是搜集材料，整理和排比材料；在求是上做工夫，就是运用理论与方法去解析材料，就是理论思维。前些年，应《院报》之邀，我曾写过一篇叙述我的治学心得的文章，我的文章原题是《治学之路：跟着事实和逻辑走》，发表时，编者把题目改成《注重事实和逻辑》。其实，这两个题目，其意味是很不一样的。马克思在说到自己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时曾说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里只有两个紧密联系的环节：一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一是要运用理论思维，分析材料，发现其内在联系。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得到事物的真相，这里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又说过，探寻真理的工作，犹如下地狱，地狱的门口写着：在这里，任何犹豫都是无用的，只有走下去。走下去的路，就是事实与逻辑所指引的路。我深信，若能坚定地跟着事实与逻辑走，就必定能有所发现，就必定能取得成绩。
2009年旧稿，2011年11月20日略加修订
耿云志
二○一一年十月
照 片
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
1991年：拜访谢冰心先生时合影
199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自左至右郭颖颐、周质平、张忠栋、耿云志
1995年：在哈佛大学与史华兹教授
1995年：在蒙特利尔第18届世界历史学大会上与大会主席巴克教授合影
1996年：在中山市与山田辰雄教授留影
199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
1991年：香港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研讨会
1991年：在香港与邓广铭唐德刚留影
1991年：在香港与林毓生教授留影
1993年：与著名书法家顾廷龙留影
1994年：在山东荣城与骆惠敏先生留影
1994年：在威海与陈志让教授留影
1987年：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与黄彰健先生合影
1994年：在李敖先生书房
1996年11月：陪同刘大年同志会见美国吴相湘教授和韦玉华教授
1997年11月25日：在北京与俄罗斯学者伊帕托娃留影
2000年3月6号：北京大学蔡元培基金会理事合影
2004年8月18日：在湖南吉首与台湾学者张朋园留影
2004年9月21日：与来所访问的叶文心等合影
2006年11月4日：在香港大学演讲
2009年7月28日：参观甘肃博物馆后题字
2009年10月15日：在英国爱丁堡
2009年10月17日：在日内瓦湖畔
2009年10月22日：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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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鸿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