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奇异命名给读者带来不少的谐趣，譬如马流、崩芭和奔波尔灞、灞波尔奔等都令读者捧腹。但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只不过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译，初读时的谐趣恐怕就没了。 

　　自从欧风美雨席卷中国以来，“月是西洋圆”似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这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或习焉不察的惯性。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思维倒并不完全起因于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衰落，似乎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古代的“圆”代表了某种征奇好异的心理（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探究殊方异物的传统），并非当下的步趋与艳羡。 

　　古人对于四夷的轻蔑与对于海外的崇信是既矛盾又真实的存在。前者自不必言，后者从明清小说中大量有敌国之富或超人之识甚或房中秘术的胡僧形象便可窥一斑，就连《红楼梦》也栩栩然地展览了自鸣钟、依弗哪之类西洋器物。当然，总体来看，《西游记》才是最“崇洋媚外”的作品。因为整个故事便以东方为“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之所，需去西方求取真经以造福东土，似乎《西游记》的作者在五百年前便看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唐僧们“西游求经”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