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

《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通信集》近来陆续问世

　　1942年秋，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撰写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问世。该书的长条稿样先经维希当局审查，后由纳粹宣传局授权，最后才被送往印刷厂正式刊印。按照当时的规定，公开发行的书籍要盖上“希特勒小国旗”形状的印戳。在法国沦陷时期，费弗尔还出版了其他著作，它们也经历了类似的程序。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年鉴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未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他把笔当枪使，走上公开反抗纳粹的道路，最终因之而失去了生命。对于布洛赫的“激进”言行，费弗尔似乎不太认可。他曾写道，付出生命的代价，并非是通向精神伟大的唯一道路。那么，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费弗尔选择走的是何种“精神伟大”之路呢？

　　一战爆发时，时年36岁的费弗尔被征召入伍，成为一个步兵团的中士。除了几个月因病养伤之外，他一直奋战在抗敌前线上，因此获得多枚荣誉奖章（如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19年，他以一名机枪连队长的身份复员。与费弗尔的经历相似，布洛赫先是一个步兵团的中士，后来成为一名情报官员，到1919年亦以队长的身份复员。1920年，他们均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由此开始了20多年过从甚密的友谊生涯。尽管二人性格差异较大，但都支持共和民主政体，思想上接近当时左翼的社会党。由此可见，费弗尔在人生格调上是与布洛赫相通的，其爱国情怀毋庸置疑。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他们在法国沦陷时期的道路“歧异”呢？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合适的回答，我们需将个人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1940年6月22日，法德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标志着法国本土全面沦陷。根据停战协定，法国军队宣布解散，并交出所有军事装备；法国只能拥有一支10万人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停战协定并未向法属海外殖民地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法军若坚持抵抗的话，并不缺乏根据地。然而，由于殖民当局纷纷倒向维希政府，法国境内任何有组织的军事抗争活动也就化为泡影。法兰西要获得民族解放，相当程度上需依赖于外部形势的好转，即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事进展。

　　对此，费弗尔和布洛赫心里都十分清楚，只是不知道国土沦丧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民族的悲惨命运，他们一度迷惘过，布洛赫甚至想过逃亡美国，只是手续出了问题而未能成行。他们都在思索，还有什么事业有益于法兰西民族及其未来。此时，他们找到了目标上的契合点，那就是年鉴史学（费弗尔称之为“年鉴使命”）。早在1939年10月，《年鉴》杂志的社论中就提到：如果法国万一陷入不幸，杂志也不能放弃其客观性；要以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为榜样，将德国人抛在脑后，致力于杂志的伟大事业。皮朗是一位深受费弗尔和布洛赫敬重的年长学者，在一战期间被德军囚禁在战俘营里，恰是在这种环境里，他写下了举世名篇《穆罕默德与查理曼》。

　　《年鉴》杂志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的创办，既是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更是法、德民族在学术竞争上的产物。众所周知，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在德国率先完成的，然后逐渐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20世纪初，主导法国史学界的，正是由德国兰克学派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这种史学注重国家、政治和司法等话题，强调史家对档案材料的依赖，固守于一己学科之内，缺乏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对于这种狭隘的历史学，费弗尔和布洛赫均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方面；一切可以服务于史学研究的资料，都是有价值的；应大力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过去与当下。正是基于这一史学理念，他们二人于1929年创办了一份带有“反叛”色彩的史学杂志，即《经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自创刊起，该杂志的宗旨就不是办成一份普普通通的学术刊物，而是企图占据经济社会史领域的话语权。当时，一份名为《社会经济史季刊》的同类刊物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它由德国和奥地利学者于1903年创办，虽然该杂志声称是一份跨越民族界线的国际性刊物，却带有明显的排法色彩。对此，1933年费弗尔致信荷兰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年鉴》必须取代《季刊》，因为后者几乎变成了一种完全由德国人掌控的民族性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