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丰乾(1973-)，甘肃古浪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训诂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门类，历史悠久，积累丰厚，在文化经典的保存、整理、传播、解释和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诸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被称为“书本子上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必须注意古代经典的一体多元性和汉字本身的特殊性。本文申论了饶宗颐先生所提出的训诂哲学，初步提出训诂哲学就是以训诂的方法研究及阐发哲学范畴。具体内容包括考论特定的，作为哲学范畴的语词，追溯其发生、发展的途径，梳理哲学史层累的端绪，进而建构新的哲学思想。但是，训诂哲学不仅仅是文字学意义上的训诂，而更侧重文字的哲学意义。认为“哲学”本身可以作为训诂的对象，欲明哲学，必反之于经典，研习经典，必落实于字词；同时，求得字词的内涵，认识经典的价值，必依赖于哲学。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r Annotation of ancient texts is Chinese traditional branch learning,which named archaeology of texts,has been playing a determin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preserving,sifting,spreading,explaining of classic texts as well as a very important way of philosophy.We nee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unified pluralistic character of Chinese ancient texts and identity of Chinese. Annotation philosophy,which can be viewed a philosophic methodology firstly,means that we should critic philosophic categories as historic words and interpreter these words by philosophic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

　　【关 键 词】训诂 哲学 经典 语词 训诂哲学 Annotation/Philosophy/Classic texts/Words/Annotation Philosophy

　　“训诂学，是书本子上的考古学。”[1]训，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诂，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训故言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黄侃先生解释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2](P181)他在谈到训诂与义理的关系时说：“经学为小学之根据，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移之法。”[2](P22)

　　训诂的意义

　　“训”作为“说教”，在古代的意义非常寻常，古书中常见“经训”、“典训”、“教训”、“辞讯”、“道（导）讯”、“训词”、“训典”、“训导”等词，都和告诫、教导有关，但是，告诫和教导的方式却是“说释”。古书中屡见“五品不训”、“调训五品”，“五品”即“五常”，训又有顺、理之义。而在经典的传承中，“说教”又是最基本的方式。

　　《尔雅》有《释诂》、《释训》、《释言》解释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古代的词语和经典中常见的字词。其中，《释训》以解释《诗经》当中的双声叠韵词为主，胡朴安先生以为那是训的“狭义”，“广义则为一切解说之称。训之解说与其他解说不同者，能分析其内容，形容其状况，顺其义而说之”[1]。汉代“训诂”又写作“训故”。从有关文献来看，当时的“训诂”是理解典籍的基本方法，和章句、注释有别。《汉书·扬雄传上》：“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颜师古曰：“诂，谓指义也。”扬雄的好友桓谭也是这样，《后汉书·桓谭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唐李贤等注：“《说文》曰：‘诂，训古言也。’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史记·儒林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索隐》：“谓申公不作《诗》传，但教授，有疑则阙耳。”《汉书·楚元王刘交传附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师古曰：“故，谓指趣也。”《汉书·儒林传·丁宽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师古曰：“故，谓经之旨趣也。”可见，在汉代，“训诂”不是“离章辨句，委曲枝派”，而是从整体上把握经典的旨趣。到了后来才侧重于词语的音义。

　　由此看来，“训诂通”是阅读古代经典的基本要求，训故因此是思想发生的基础，“训”也可以指某种思想或者学说，《后汉书·仲长统传》：“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魏书·术艺传》：“慎嗟时人之好奇，叹儒俗之穿凿，惋文毁于誉，痛字败于訾，更诡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训”的对象是无所不包的，不仅是一切解释，也是解释一切。

　　但就语言而言，训诂也包括对不同语言的翻译解释，而不只是对古代语言的解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收录了“莋都夷”（今四川汉源）一带的“远夷”、“乐德”、“慕德”、“怀德”的诗歌，唐李贤等注：“《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

　　训诂典籍可以成为生活的方式，《后汉书·崔骃传》说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

　　作为“说释而教之”的训诂，对于经典的传承、文化的交流、思想的衍生都特别重要，黄侃先生以为：“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语言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同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2](P217)以力倡西学而闻名的胡适，后来对训诂学情有独钟：“吾治古籍，盲行数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例证之法，略有数端：（一）引据本书，如以《墨子》证《墨子》，以《诗经》说《诗经》；（二）引据他书，如以《庄子》、《荀子》证《墨子》；（三）引据字书，如以《说文》、《尔雅》证《墨子》。”[3](P132)充分而准确的训诂可以使得经典著作“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也就是戴震所说的：“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