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世人尊称“板仓先生”、“板仓杨”，湖南长沙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早年秉受庭训，熟读经史，喜读程朱陆王等宋明理学著作，“尤服膺朱子”，“慨然有必为圣人之志”。1918年，应蔡元培之聘请，往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一面讲学，一面翻译西方伦理学著作数部，为“使东西学术思想冶为一炉”，创立“中国独立之伦理学和教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1919年1月，加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研究和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号召青年学子学习“世界之智识”，树立“统一全国之思想”，“通今”、“贵我”、“觉民”、“觉世”，最终达到“转移风气”的目的。　　

　　辩证的中西文化观

　　杨昌济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始于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始的1914年，此时的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而能用世界的眼光来考量中西文化。是年10月，他在湖南《公言》杂志上发表《劝学篇》一文，以“劝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国人“无学”。在科举时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旧学”尚能借助科举八股得以传播，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旧学”的传承失去了保障，已陷入“风流歇绝”的境地。与此同时，随着“新学”的传入，讲新学的也日益增多，但新学还远远没有确立。旧学已去，新学未立，学问饥荒，青黄不接，如此“无学”的局面，“岂非其可忧惧之现象耶？”有鉴于此，他提出“救国之道，舍学未由”的观点。

　　要“学”就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西学，他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是因为“科学发达”，而中国人则致力于科举、经学考据之事，“无暇更治实用之学”，因而贫穷落后。因此，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师其长技”，“奖励科学”。他号召国人要用钻研科举和经学考据的精神来“治科学”，而“负有输入文明指导社会之义务”的留学生更应该“坚韧刻苦”，努力研究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当然，西方文化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科学上，在他看来，物质科学固然重要，“文科、法科其影响则更有大焉”，因而，还要“师其政治、法律”，以及体现“时代精神”且能“唤起国民之自觉”的哲学。显然，他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此后新文化运动者提出的从文化上和国民心理上进行革命的核心内容。

　　在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本国之学问”的学习。因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我们要善于“就吾国之情形加以研究”，看看“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明，因为“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意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其次，要讲究取舍的方法。研究本国固有的学问不应原封不动地继承，而应该“以新时代之眼光”对其进行研究。换言之，就是要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在此基础上“浑融化合”，“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冶之”。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化产生“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的“大放光明”的效果。再次，中国文化应当抓住时机，“对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

　　杨昌济处理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开放的，思路是辩证的。在西学方面，他除了自己亲身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广泛学习“世界智识”之外，还大力引进、评介西方各种学说。他梳理、评介西方禁欲主义、快乐主义、自我实现主义等思想流派；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史上各种不同的哲学主张和哲学理论，重点探讨了其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在国学方面，他也有大量的记载和评述。如《达化斋日记》大量记载了他阅读经史典籍的情况，对儒家思想的阐发情况和运用儒家修身之道进行自我警醒自我鞭策的情况。又如《论语类钞》结合现实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儒家和诸子百家的政治、伦理、宗教思想。杨昌济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而是有所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