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赴安徽大学作短期讲学，其间读到了《桐城耆旧传》，该书卷八讲到康熙年间，一个“性耿介，家甚贫”，人称孙麻山的人摈弃世俗杂念，一心扑在麻山乡间筑屋讲学，他的信念是：“学道而遇饥寒，正可验吾学之所得力。必于此不隳吾业，屈吾志，乃得上达。”吕思勉对孙麻山为学而毫无名利之私的品行很是钦佩，并写下一则读书随笔《习举业为欲之甚》。文中写道：“呜呼！读（孙麻山）先生之言而观其行，使吾曹自谓读圣贤书，而实未尽去夫名利之私者，愧无地矣。”

　　在现代学人中，吕思勉不为名利所诱的良好口碑，一直为人称道，即缘于他的这种自警和自律。还在1918年，吕思勉就在《论学风变迁之原因》一文中阐释名利之弊，指出：“夫就表面观之，好名似较优于好利，其实名之所归，亦即为利之所在，且名亦一种之利耳。”因为“名之所至，权亦附焉，权之所附，利亦归焉。……故好名之与好利，其形式虽异，其精神则同，其表面虽异，其内幕则同也。”正因为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吕思勉才能做到不为名利所累，执著于做一个于社会、于国家乃至于全人类有益的“真正的学者”。

　　细究起来，吕思勉一生能做到远离名利之私，或许与他童年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还在他四岁时，父母就曾给他讲述外曾祖母决不取非分之金的事，被他终生铭记。吕思勉在《先妣行述》一文中记其事曰：“外曾王父早世，家贫有子四人，外曾王母抚之以立。尝因葺屋掘地，得金一船，外曾王母祝而埋之曰：无劳之赐，义不敢受，……”因修屋掘地意外发现金钱，外曾祖母即叮嘱：这钱不是我们劳动所得，绝对不能拿！后来吕思勉又以此事教育女儿。《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稿》记载其女吕翼仁的回忆曰：“他（父亲）对我讲外高祖母不妄取藏金的故事，我也在髫龄，我也知道他不是随便讲的。我每想到父亲这些遗训，就不由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吕翼仁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遗训。如共和国成立后吕思勉在高校任教，1955年，上海市高教局将复兴西路上的一套寓所分配给吕思勉一家。吕思勉入住未满两年，即不幸病逝。列夫·托尔斯泰之死曾让人感慨“带走了一个时代”，吕翼仁由这句话想到父亲，总觉得他的离去“带走了一种道德标准”。女儿如此想，其实更印证了父亲的“道德标准”让她刻骨铭心。吕思勉去世后，吕翼仁便将该寓所归还上海市高教局，从中颇可见出吕家家风和精神的一种赓续。

　　吕思勉一生远离名利之私的坚守，也成就了他坚定的民族气节。如1940年前后，汪伪报刊曾以优厚稿酬向吕约稿，吕不为所动。而其时在上海一家抗日报纸编副刊的吕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出版家的范泉向吕约稿，吕则爽快答应，并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范泉后来在《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一文中写道：“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年老体弱，成天钻研古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竟在‘孤岛’时期变得那样年青，用‘野猫’、‘六庸’一类的笔名，写下了一系列富有文艺气息的文章，如《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为中国民族伸张了浩然的正气。”有一次范泉上门取稿，吕思勉告诉他，“居然有人想利用名利来诱劝我落水……”然后就见吕不屑地摇头。范泉回忆道：“他（吕思勉）为了抗战胜利，不计酬劳，默默地奋笔疾书。他那旺盛的写作热情，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在写作，这是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