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9年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开始在文史楼311教室听钱谷融先生的现代文学课程或讲座。第一次看见他，他一身驼色西装，在文史楼后的新力斋走廊上不疾不徐地走过，风度翩翩，很引我注意。他在课堂上有时讲得兴起，可能身上有点热了，会脱下西服，搁在讲台上。在那两年前，他因发表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受到当时上海文学界的批判，彼时虽余波未息，然而却名声日隆。我们一般的学生，没有受过当时那些僵硬理论的训练，并不受外界批判的影响，只是非常喜欢听他讲课和看他的文章，它们都是充满感情，娓娓道来，富于感染力的。时间长了，我觉得钱先生文内文外，言谈容止，都透出文学的气息，简直好像是文学的化身。

　　钱先生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总是要求我们要好好地阅读优秀的作品，沉浸进去，去体味、鉴赏它们的好处，尤其是作品所蕴含的感情，而很少讲抽象的概念，也不大讲什么特别的分析方法。他曾进行过最传统的“串讲”，让我们领略作品的原汁原味。记得他曾给我们“串讲”过鲁迅的《秋夜》和另外一位作家的散文佳作。他常说“情致”这个词，说到某个作品有情致时，会露出有点神往和陶醉的神情。有无情致，好像是他心目中文学作品最宝贵的东西，只是我们很难把握、领会，说是“诗意”“情味”“气息”“味道”之类吧，但又不全是，难以言传。据说他爱读《世说新语》，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写人、叙事富有情致。钱先生给我们分析过鲁迅《朝花夕拾》的《小引》，挑中间读了几段，读得有滋有味。读到鲁迅回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说“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几句时，好像他自己、同时也让我们都尝到了那种滋味。后来有一次他和我提到一位现代文学史上十分著名、后来被归类为“社会剖析派”的作家时，钱先生说“他的作品没有诗意”，没有诗意，当然谈不到情致了，并不是很好的作品，虽然这位作家主要写的是小说。他认为，小说等叙事作品与散文不同，主要是刻画人物。但也要有情致，有诗意。

　　那么怎样认识、评价小说等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呢？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繁漪，文弱、忧郁，但有时她的恨好像一团火，能把人烧毁。钱先生并不对这个人物下一个断语，而怀着同情，细致解释她在周公馆的处境，讲专横、伪善的丈夫周朴园怎样令她窒息，讲周朴园的儿子周萍对她始乱终弃，又如何使她绝望。在讲解过程中，我们逐渐贴近了繁漪的心，理解到她的痛苦。他对周朴园内心的分析也非常深入，洞见他彻骨的虚伪和冷酷。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繁漪的反抗里有一种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美，都在他的讲述中说出来了，却没有一句说“这个剧本揭露了封建阶级的本质”、“具有教育作用”之类的话。

　　何其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一首诗里有一句“去以心发现心”，钱先生是很喜爱何其芳的作品的，他并没有在文学批评文章里和课堂上引用过这句诗，何其芳这句诗也不是特指文学。但我以为钱先生在文学批评、作品分析以至实际生活中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读书时，据说有一两个情窦初开的女同学受初恋感情的困扰，去问钱先生了，我不知道钱先生是怎样回答她们的，只知道他很认真地听她们的诉说，很理解她们的困惑，回答得很中肯，缓解了她们的苦恼。

　　“去以心发现心”可以说是文学作为“人学”在批评上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钱先生真诚对人的表现之一，对待文学和对人（当然是指好人）都要“真诚”，这是钱先生常常说的话，也是他的人文情怀中最动人的东西。因为真诚，所以他说自己没有说过后悔的话。我曾看到一个访问者在一篇短文中说，钱先生有孩童般的笑容，说得对。那是他真诚品性的自然流露。可以说，钱先生有一颗“赤子之心”。钱先生的情怀中，充溢诗意之外，就是真诚。

　　真诚和诗意，是相伴共生的。两者相较，钱先生更看重真诚。记得多年前我在他家里遇到一位外地来的同行，坐下不久就大声地、与人争论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他对某个文学问题的看法，也不管人家听不听，显得有点粗鲁。我有点反感。钱先生好像注意到我的神情，待他告别后，钱先生对我说，这个人是很真诚的，他坚信自己的观点呀，不要看不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