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窄的楼道，陈旧的水泥地板，老式的三居室，不足十平方米且被军用折叠床和书桌挤满的书房——这个房间堪称“陋室”。只有堆积在书房各个角落、不同领域的书籍，才隐隐暗示了主人的身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他就是何兆武先生。

　　何先生居住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已经快三十年了。几年前，清华大学曾想为他换一套大点的居室，结果先生拒绝了，因为书太多，搬动起来太麻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进入何先生温暖朝阳的小居室，几张椅子，一壶清茶，满墙书籍，恭听何先生畅谈他对读书、对学术、对人生的感悟。

　　自由发掘潜力

　　“自由”这两个字是交谈中何先生提到最多的字眼。每当提起年轻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他的脸上就会挂满微笑，陷入对那些老师、同学，以及那段充满着自由氛围的时光的回忆之中。“那时的特点是自由度大，学生有充分的自由。”这是何先生对他年轻岁月的总结。

　　“自由”在何先生身上最直接的体现是，他在大学期间连换了四次专业。从工程到历史，又到哲学，在一年后又改学外文。这种转系的自由，让何先生对多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了了解，并将它们融会贯通。何先生渊博的学识、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今年获得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都应该与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有关。

　　当时，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何先生说，他对西南联大时期两位老师的课印象深刻，一位是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一位是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先生。前者教授政治思想史，后者在课堂上讲述二战中的科学应用。虽然何先生并不是这两个系的学生，但出于兴趣，他把两位老先生的课都听了个遍。“是张奚若老师两门政治思想史的课启发了我对思想史的兴趣和重视。”六十年后，何先生在《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篇文章里充满感情地写道。

　　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哪怕是专业课，学生也可以不去上。何先生说，他有很多同学，都是选了课，然后到外面去做个兼差，或是做点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到了考试才去借同学的笔记看看，临时抱佛脚，也“有个学分可以毕业”。就连他自己，也常常逃掉专业课去看书，“到了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去应付考试，老师也给你及格”。何先生每次谈到这种经历，都会笑得尤为开心。空余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被荒废，而是被何先生用来更好地提升自己。

　　这种“自由”，充分发挥了个人的兴趣，发掘出个人的潜力。何先生认为，要培养出人才，“不一定要采取严格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