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在扎实的史料和文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抗战研究，有利于相关问题的深化与拓展。7月31日至8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长治学院共同主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山西长治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长治学院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专家与会，围绕 “抗日根据地建设”、“山西在抗战中的地位”、“抗战时期社会秩序和文化心理”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山西在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全国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主战场，平型关大捷、忻口会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等诸多影响战争全局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山西战场作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支持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战胜顽寇、夺取全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山西大学教授郝平认为，山西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但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决定的，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各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根据地农村社会的改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有力钳制了日军进攻，保卫了华北和中原地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李茂盛指出，山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战争的典范，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密切配合的范例。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包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在内的山西抗战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研究和弘扬抗战精神，有助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引导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国抗日根据地建设成效显著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建立十几处根据地，形成了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各抗日根据地互相支撑的局面。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政权建设、群众运动与党员问题向来是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南开大学教授王先明认为，在乡村政权建设上，晋绥边区在1945年开展了广泛的“村选运动”，推动了乡村民主政权的建设。这一活动的实践效果非常明显，也为当代的乡村建设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之处。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常宝梳理了根据地小学教员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小学教员在政治运动中，一部分转化为政工干部，一部分因不愿承担从教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而回归农业生产，一部分则继续留在讲坛。南开大学教授李金铮指出，一些外国记者曾以“他者”的身份深入中共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比较可信的纪实作品。他们所采访的领袖人物、农民群众、普通士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生动反映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

　　根据地要想生存，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及中共的对策，也是本次会议较为关注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正林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了从边区政府到基层社会的灾荒救助体系。边区政府一方面通过调剂住处、土地、各种生活与生产资料和政府贷款等措施救助难民，帮助其从事生产；另一方面继承传统社会的义田、义仓政策进行救荒、备荒，效果明显。太原理工大学张玮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应对时局变化提出减租减息政策，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农村旧有的租佃关系。在减租交租过程中，农村宗族血缘关系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张力也有所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