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引发了人们关于屠呦呦教授本土科学家身份、青蒿素研究的时代背景、青蒿素与中医药的关系、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个人贡献与集体协作等多方面的热烈讨论。应该说，面对我国科学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这一大事，这些讨论确有必要。然而在讨论中不应忽视的是：在完成“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的团队中，屠呦呦教授有何特殊之处？

　　青蒿素问世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研究过程中，屠呦呦教授和她的团队没有进口的先进设备，能用的都是国产仪器，是西方国家已经淘汰的类型；缺乏充分的图书资料，可以参考的是一堆古医书和一些药方；没有药厂配合试制青蒿素П，只能搬来七口大缸，土法研制；当时的中国没有奖金制度，没有肯定个人贡献的评价机制，工作单位也不可能为研究人员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提供周全的服务。然而，硬件的缺乏没有阻挡探索者的脚步。

　　在青蒿素的研究中，探索者用强大的“软件”弥补了硬件的不足。2011年美国拉斯克奖将年度临床研究奖授予屠呦呦教授，曾用“洞察力、视野和执着信念”来说明她所具有的品质。综观屠呦呦教授从20世纪60、70年代到现在的研究活动，不难看出，她的成功不仅源于作为科研人员具有的专业素质和能力，而且还在于她拥有宝贵的态度和精神。主要是：其一，执着探索。屠呦呦教授的执着，表现在对科研工作全身心的投入，面对提取青蒿素190多次的失败锲而不舍、矢志不移；表现在无论社会如何评价、前期成果回报几何，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沉心静气，踏实开展双氢青蒿素、青蒿素耐药性、青蒿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新的研究。其二，心系国家和人民。青蒿素研究本是国家交给的特殊任务，不仅关涉无数人的生命，而且关系国家利益。正是“为国家作贡献”的激情、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责任感，赋予她全部研究活动明确的价值取向，并转化成克服种种困难的能量。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其三，乐于奉献。科学研究从来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要求研究人员付出大量心血进行探索，无论这种付出最终能否获得预期的成果，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或者得到名利的回馈。屠呦呦教授在青蒿素的研究中愿意以身试药，愿意为工作放弃对家庭的照顾，常常“放下孩子就走”，愿意在只肯定集体成绩、不奖励个人的情形下继续青蒿素的后续研究，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表示“没有团队，我什么都不是。这个荣誉属于我和我的团队，也属于整个国家”。这都是对“奉献”两字的最好注解。马克思曾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谓“不畏劳苦”，就是“攀登的人”所具有的态度和精神。屠呦呦教授用几十年的行动证实了优良的学问态度和学术精神对于研究创新的意义。

　　当前，我国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较青蒿素研究时的状态已有天壤之别。学科平台的搭建、科研经费的资助、实验室的建设、学术信息的传递、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都为科学研究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工资待遇保证了科研人员衣食无忧，成果奖励、荣誉评定等也日益倾向对科研人员个人的肯定，可我国仍然缺少能够开创新领域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对此，我们固然需要检审现有的科研管理制度、学术评价制度等，通过改革使各项制度在推动、保护科技创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青蒿素的发展史、屠呦呦教授的态度和精神，也在提醒应对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导向、学风给予关注和反思。或许该问问，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工作的导向，是因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还是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计算？勤勉尽责、一丝不苟地对待本职工作，难道比想方设法追逐学术头衔、急于事功堆砌学术垃圾还要困难？为什么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行为屡受抨击，却不断有人铤而走险？为什么常常出现学者之间为了名利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的“故事”？可以说，当下科研队伍中紧缺的就是正确的研究导向和优良的学风。如果科研人员用浮躁取代了踏实、名利遮蔽了责任、投机压倒了勤奋，那么先进的设备、充足的经费、广泛的学术交流，都不能成为通向科学顶峰的阶梯。

　　有种观点认为，屠呦呦教授不过是做了一名医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但很显然，凭借正确的研究导向、踏实的治学态度和持之以恒的探索，这种平凡的本职工作能够实现创新。正如饶毅教授在评价青蒿素研究时说：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屠呦呦教授获奖是件好事，它实现了中国科学界的“诺奖梦”，表明中国在某个领域的知识积累在特定历史阶段达到了最高水平。如果获奖能够推动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学术评价机制、人才选拔机制等改革完善，能够如青蒿素治疗疟疾那样，推动我国科学研究者自省，根治研究导向和学风上的重疾，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