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义：治学要耐得住寂寞-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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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义：治学要耐得住寂寞

2013年02月21日 09: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字号

2013年02月21日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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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引路的恩师

　　我于1935年出生在浙江上虞县北的一个小镇里，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的传统就是学术气氛浓厚，不拘于学生的发挥创造。虽然在50年代后期，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只要自己愿意，总能找出空隙，到学问的天地里去邀游、去寻找快乐。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除了课堂听课和考试时复习讲义、笔记外，很多时间花在读外书籍上，不管史学、文学的文章、著述，以至原始史籍，都想浏览见识，有时也隔长不短地拜访老师、请教老师。记得二年级下半学期，中国中古史课布置学生做学年作业。老师要大家根据原始资料，选一个人物做年表，正好我选了明末的袁崇焕，系里指定归商鸿逵先生负责指导。从此，我就与商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商先生是近代清史学科奠基人孟森教授的学生，重点研究明清史，尤嗜清史。商先生对学生充满热情，总是鼓励有加。他曾教导我怎样读史书，怎样在读史中发现问题、选择研究题目等等。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对明清史，特别是清史产生了兴趣，并且学着选题目、写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当然也有被退回的。在学科的选择和学业前进的道路上，商鸿逵教授对我有着开智启蒙的作用。

　　196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研究实习员。所里指定我到《中国史稿》组工作，又根据我的志愿，同意我研攻清史，随后又请杨向奎教授作具体指导。杨老为人宽厚，办事认真负责。记得他头一次找我谈话，便针对我在大学时看书杂乱、知识不系统、基础不扎实的毛病，要我坐下来踏踏实实地读书，从马列原著、从基础史籍读起。他给我开的书目有：《清史稿》、王先谦《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和《圣武记》等，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通常向老每半个月到二十天找我一次，要我汇报读书进程和学习心得，每一两个月交一次读书札记或有关短文。大概从1961年到1962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静下心来，依次读完了这些书，写了大约七、八篇札记和短文。80年代初我发表的有些文章，就是由这些札记充实修改而成的。

　　在我的学术道路上，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那就是1963年参加由杨向老提议并亲自带队去山东曲阜整理孔府档案。孔府档案原系私家档案，但由于历史上孔府所处的独特地位，使得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广泛而又珍贵。按照杨老的意见，我们不但要从二十多万件档案中挑选出供研究所需的资料，进行抄录、校对、分类编排，还要按类别写出提要，以备出版，同时再写出一本研究孔府的书。这是我在向老指导下，与同事们一起完整系统地接受整理档案和利用档案作研究的训练，亦是我1961、1962年打基础的延续和具体实践。这套洋洋七百五十余万字的档案选编以及有关研究的书（《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因政治运动的耽搁，一直拖到80年代初方得先后出版，但那段宝贵的经历，对我真是受益匪浅。

　　大体从50年代后期起至60年代中，我从学校走向工作，由似是而非地懂得一些清史知识，到开始踏进研究的门槛，这期间，商、杨两位先生对我的教导可谓至深至广。如果说，我选择清史这个学科是受到商鸿逵教授的启发，那么接受系统的基础训练得归功于杨向奎教授。至今，先是商先生作古，离学生而去；随后杨向老也归于道山，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耳提面命、聆听指教了，但他俩对我的谆谆教诲，始终铭感在心。

说说参加《中国史稿》的工作

　　正当我踌躇满志，盘算着在史学的园地里向前行进时，文化大革命风暴突然向我们袭来。在这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一切美好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在那几年间，我在学业上唯一感到有所收获的，就是通读了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因为那时唯有看这些书可以不受限制，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读。在看书过程中，我一面做卡片，同时结合着对我以往的研究作某种反思，吸取理论营养。现在我保存着的千把张卡片，也就是那时留下的纪念。

　　1971年，据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历史所恢复《中国史稿》编写工作。半年后，我也回到史稿组。当时所内的大部分同事仍处于运动状态，我们的编写工作也因各种原因不时地受到干扰，甚至还要停顿业务搞“革命”。也许正因为如此缘故，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在那时，搜集资料是个很大的难关，各图书馆的很多图书，作为战备要求，被运到外地去了。还有文化革命期间断了档的国外书籍杂志几乎看不到，两眼一抹黑，不知他们研究了些什么。不过只要可能，我都尽量去寻找、去翻阅。在史稿清史卷的四个成员中，我承担的章节最多，分量也最大，我也不以为苦，因为我觉得可以做好它。

　　本来，写通史就带有综合研究的性质。既为综合，编著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所有问题作突破性研究。平心而论，直到70年代初，清史的研究基础比起秦汉隋唐断代要落后得多，也比不上明史，留下了许多空白点，大量的问题需要去摸、去弄清楚。另外搞通史性的书还有一点与写专著、论文不同。写论文、写专著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熟悉的题目去搞，写通史则不行，它要考虑整体，只要章节上有的，不管熟悉不熟悉、喜欢不喜欢，你都得去摸去写，这个对我也是个锻炼。在分工中，我除了承担经济（资本主义萌芽、雇佣劳动部分在外）部分，还有政治、军事、民族以及中外关系等有关章节，涉及面很广，等待摸索的东西很多。《中国史稿》清史卷（即第七册）因种种缘故，正式出版已是1995年了，不过我的全部初稿早在80年代初已经完成。

　　编写《中国史稿》可谓历尽曲折磨难，断断续续伴随我三十来年，就个人付出的心血、投入的劳力，较之个人写书写论文要多得多。正如我的学长何龄修在为本卷写“后记”时，引述一位老学者的话：“这样的劳动不值，不如你们自己搞些东西更好。”但当平息激动，冷静地权衡得失，我感到，留下的也不全是感伤，起码一点，它开阔了我清史学的眼界，很多平时不触及、将来也不会去搞的题目，通过搞史稿摸了一摸，而面的整体知识的提高，对局部或点得专题深入是有好处的，至少不会或少出常识性的错误。

由80年代到90年代

　　80年代起，由于学术禁锢不断被打破，史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向基础薄弱的清史学科更是进展迅速。为了配合新的学术形势的需要，历史所于70年代末在恢复明清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不久又单独成立清史研究室，我被归在清史室。1979年，禁闭了十多年的学术职称解冻，我先晋助理研究员，次年即1980年评为副研究员，1982年成为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与此同时，室内的科研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当时，全室为了调配研究力量，动员我侧重搞经济史。后来我发表的一些经济史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接受调配的结果。

　　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室，在推动清史研究上做得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在中华书局支持下，出版《清史论丛》和《清史资料》两种辑刊。《清史论丛》第一辑于1979年出版，杨向老出任主编。这是历史所第一个以研究室为单位出版的专刊，也是史学界最早以刊登清史论文为己任的专辑。《清史论丛》的出版，立刻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得到了好评。我是从第二辑起参加编辑工作的。在此不久，我们又酝酿出版了《清史资料》，并成立三人编辑小组，从开始筹划，我便是其中的成员。《清史论丛》和《清史资料》虽然每年各发一本，统共字数在五六十万到七八十万之间，但是审稿改稿的事情不少，有时还要帮着查对史料。《清史资料》几乎主要靠编辑组三人寻找资料线索，然后花钱抄写，再找人标点、翻译，写按语，有的还须亲自作注释。当时我还一度担任研究室学术秘书和副主任，参与全国史学规划中有关清史方面的一些工作，先后出席在成都和长沙召开的第一、二次史学规划会议。在整个80年代，虽然头绪较多，事情也较烦杂，但我觉得在经过十年浩劫后，学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要做的事太多，趁自己年纪还不太大，能做多少是多少，所以心绪是好的，热情也较高涨。

　　在具体研究工作上，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参加了几项规模较大的国家项目和社科基金项目的写作，如十卷本《清代全史》、二十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中国土地制度史》、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中的《清代经济史》、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这些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总结和推动学科基础建设的性质。其中《清代全史》由清史室具体负责实施，所以我也参加了开头的组织规划工作，并任第三分卷主编，承担第二、三、四卷的写作(本书不设总主编，由王戎笙任项目负责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由田昌五、漆侠任总主编，我是清代分编主编。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中，我是清代卷的第一作者，并负责全卷的统一加工工作。另外个人或与人合作写了十来本书。发表的论文也以这一时期为最集中，统共七十来篇，总字数超过一百万。在资料集辑整理方面，已出版的有《曲阜孔府史料选编》、《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均系集体项目）等。再就是花费我很多精力的《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为了编辑这部史料集，几年内，我和合作者邓自燊先后翻阅了包括档案在内的各种史籍三千来种，并从千余种史籍中辑得有关资料二千条，几乎跑遍了北京的一些主要图书馆。

　　自80年代中期起，我还陆续承担一些其他社会工作。在业务职称上，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教授、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历史所新一届领导调整学科结构，决定成立社会史研究室，要我负责具体筹建工作。为了配合社会史的研究，我只好又把学科研究重点转向清代社会史。

退休以后

　　1995年，我如期办理了退休手续，不过因为原来担任的一些学术职务尚待换届，所以仍被返聘，直到1997年才算正式离岗。尽管如此，在开头几年，我与院所的连系仍是千丝万缕，难以割断。比如经院外事局姜汉章局长的推荐，要我帮助带一位韩国留学生，随后又被要求代培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位女进修生，以及本院的一位在职博士生等。另外，我早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工作，亦得通过院科研局和所科研处的帮忙。

　　2000年9月，我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邀请赴台作为期四个月的学术访问。在这以后，我才算比较自由地能支配个人时间，然而还常有身不由己之感，因为总有一些同行好友找我做事搞合作，而且有的请求是不能推托的。总计在这期间，我统共出了5本书，其中《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属于社科基金项目，《水利史话》是本十几万字的通俗小册子，《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字数虽多（71万字），却是10卷本通史中的一卷，这些都由我一人完成。还有两本，即《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和《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与定宜庄等合作而成。至于发表于各报刊的单篇文章大概有40来篇。此外，我还接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聘请担任《典志·农业志》的项目主持人。由罗列的研究成果看，在退休后的十来年里，我的工作几乎一直没有停息。不过，若从心里层面，探索已明显转趋保守，再没有过去那种试着开拓新领域的勇气了。这从选题上亦能得到一定的印证，即基本上不脱离原来的研究范围，或选择已有一定资历积累，却因各种缘故来不及去做，或者做了一些而仍待完善深化的课题。譬如我之敢于接受《清史·农业志》项目，是曾经写过这一类文章。再如过去我搞人口史，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和迁徙方面，到了退休前后，开始转向婚姻、家庭、生育、疾病、死亡等人口行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工作仍是先前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在这时段发表的论文中，大概有六、七篇与清代北京有关。这是因为2003年，我曾以《早期城市化的探索：清代北京的外来人口》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后所作的专题。有关这一项目，因受《清史·农业志》的冲击，未得按时完成，但由于积累的资料尚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希望仍能继续做下去。

　　自2009年起，我对已发表的文章作了一次盘点，选择一些自认为过得去的东西，将其归类编了3个集子。这3本中，《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于2010年7月出版。另两本《清代的赋役、商贸及其他》、《清代的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前者已看完清样，后者业经交付出版社。至于还剩下些限于内容无法归入上面集子的，则留待以后再作打算。对于选编个人集子，以前我一直敬谢不敏。现在眼见体衰力惫，但又未到老痴之时，把我半个来世纪的工作成果做个总结，似不算为过。

酸甜苦辣话研究

　　通过上面排列的经历，70年代初我参加《中国史稿》组，比同行们多享受两年工作的乐趣，可真正谈得上坐下来，不受干扰地专注于清史研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其时我已年过四十，到了不惑之年。从那一霎时起，我似乎觉得下半辈子注定要与这冷清的行当伴随终身了。加上我秉性木讷，不善交往．所以在别人的眼里，我的生活总是平淡枯燥的。有时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搞我们这一行也有两种人，一种是才华横溢，思路敏捷，悟性高，出手快，属于才子型人物，他们得到的欢乐可能比我多；另一种像老牛驾车，慢慢地拉，慢慢地行。我自认为是后一种人。首先是脑子不快，后知后觉；其次是手不巧，笔头也不灵活。不过这又逼使我每做一件事必须虚心老实，先钻进去，再拔出来。脑子不快、手不巧，不等于不用脑、不动手。我一直记着商先生告诉我要多看多想和多动手那句话。所谓多看，就是多看书，凡是涉及你搞的题目范围的书，能看到的尽量多看；多想指边看书边想问题，或者看完一些书后归总起来再想问题，不断为自己提出问题，否则就像现在时行话说的，找不到感觉了；至于多动手，在我而言，是不要怕麻烦，在书中凡是看到好的观点，有用的资料，统统抄下来。那时一般人还没有电脑，只好用手抄，起先抄在本子上，后来觉得抄多了，本子上使用不方便，换成抄卡片，一条资料抄一张，必要时划上重点，加上标题，可随意摆弄。现在我手头的几十万张卡片．就是平时翻书时一张张抄下来的，时间长了，养成习惯，每写一本书或搞一个专题，大体都循着这个路子做。尽管烦琐耗时间，好处是资料先行摸得透，基础打好了，写时有底，心里就踏实。过去有人针对像我这样的笨人调侃说：只知道读书抄卡片，然后把这些卡片凑在一起，拼成文章，简直成了史料的奴仆。我想只是拼凑史料，没有综合出观点来固然不好，但无论如何史料是基础，搞历史的不把握足够的史料，不管是“论从史出”，或是“以论带史”，总是危险的。

　　其实说起摸史料，真正要搞好它，做到有用能用也不容易，尤其是搞清史。我在大学念书时曾听到这样的话，搞中国史的，为什么选中间一段的人多，两头却显得零落?原因是上古先秦资料太少．很多事搞不清楚(现在每年都有考古新发现，话可能要另说了)，后一段明清则烦于史料太多，一辈子也念不完，中间不多不少，一个人可以从容地搞，好好的做。这里，我且不说这段话的是和非，但从史料数量之多，类别之庞杂，对搞清史的人来说，确实是如此。面对着数十万别集、几万种家谱、五六千种地方志，以及数以千万件计的各种档案文书等等，有时真有不知如何下手之感。回想当年杨向老给我开《清史稿》、《东华录》等书作为入门书来读，着实感到很有帮助。可后来轮到我给研究生和年轻人开基本书目时，却觉得怎么也想不出满意理想的书来了。这除了我怀疑有的学生未必肯花那么多时间去坐冷板凳念书，史料本身存在的欠缺也是一个原因。就拿清代基本史籍和明代史籍相比，我们可以把《明史》作为入门书读，但若把《清史稿》作为基本史料，那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又比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尽管从数量上，《明实录》比《清实录》少了将近一半，可我们读《明实录》，不但能得知皇帝的旨意，还可了解有关大臣讨论的意见。《清实录》中载录的主要是皇帝的诏旨，大臣们的反响较少。比较起来，《清实录》的资料信息就相对单一。所以我搞专题，力求从更广的角度搜集资料。比如研究人物、研究事件，除了读《清实录》，读有关碑传状志外，还要配合翻文集、笔记、政书一类的书。

　　说起我做资料工作，花费工夫最多的是地方志。这大概是与我偏重摘社会经济史有关。有人说，搞经济史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主要指资料工作投入量大，又不易齐全。为了辑录有关资料，我曾三次大规模翻阅地方志。第一次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收录各地的人口、田地、赋税资料，共查阅了二干来种。第二次是搞农业生产，再次普查方志近三千种，其中辑得的关于玉米、番薯和粮食亩产方面的资料，便各有千余条。第三次在90年代中，目的是完成我的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婚姻家庭”课题，翻了约一千五百余种。一遍一遍的重复，有时连自己也会产生不知何时才能到头的不耐烦想法，但想到搞的题目不同，着眼点不同，辑录的门类也不完全相同，似乎只能采取如此笨办法。

　　在清史资料中，档案资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我接触的档案，除曲阜孔府档案外，还几次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过顺治朝题本，康熙朝黄册，雍正、乾隆朝的部分军机处录副档册，宗人府堂稿和说堂稿，刑法部档案，以及乾隆朝婚姻奸情类档案。后来去台湾又翻阅了些史语所收藏的“清内阁大库档”和他们从大陆购买的“刑科题本”、“四川巴县档案”。在沈阳翻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盛京内务府”有关档案，约万余件。档案的最大优势在于资料的原始度高。不过因为清代档案的数量实在太大，且又零散，加上整理工作跟不上，分类过粗，利用不方便，不投入大量时间，单靠个人力量，根本搞不齐全。还有，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能单靠档案，否则就过于单一，是研究者所忌讳的。何况现存的档案还存在着年代缺漏和内容不完整等问题。利用档案作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写的《贵族大地主典型——孔府研究》，那是根据孔府档写成的书。关于此书的某些观点，因限于那个时代的特点，不免有偏激不全之处，但总的感觉还是满意的。后来有位行家提意见，认为档案外没有更多地利用其它资料，从而限制了面的展开。这使我颇感震动。我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在资料收集上更放手些，注意把孔府与同时的其他贵族作横向比较，那么这本书的整体水平可能还会更好一些。1985年，我写了一篇《曲阜孔府和明清贵族地主》的文章，其中的意图，就是试着对过去研究中的不足作某种弥补。此文原本约有两万来字，收入论文集时因限于篇幅，被删削一半，很多用以说明问题的资料砍去了，使我多少感到惋惜。

　　由于情况不同，我搞清代历史，不像通常做的先从专题入手，逐步扩大深入，而是从较广范围开始的。这是因为我到所后，首先接受的任务是搞《中国史稿》，接着又搞《清代全史》这样涉及面较大的项目。但是，从面开始不等于不要搞专题。真正要使通史类的书有所突破，还是需要以一定的专题研究作基础。80年代初，我受命主编《清代全史》第三卷，就与本卷的合作者相约，希望全书有三分之一的章节有自己的心得，写出些新的内容，这样就要搞专题研究。我自己就围绕执笔的章节，选择若干问题，进行钻研，有的还形成论文发表了，比如像《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的重开南洋贸易》、《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述康熙整饬吏治》、《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等。《清代全史》出版后，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图书奖。有的学者评论此书：“既有所创新，亦有所突破，确实是一部足以反映现阶段大陆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庄吉发：《<清代全史>与清史研究》，台北，《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如果说，我主编的第三卷和其他卷中我写的章节也能叨此光荣的话，那么一定的专题研究，当是摆脱俗套，能够有所前进的基础。

　　因为我的研究是从面开始的，特别是70年代写“史稿”，当是摸史料，了解同行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了赶时间，完成分配的章节。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存下了不少问题。后来我发表的文章，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继续探索疑问写成的，只是因为前面说的缘故，开始选择的多为经济史题目，而且常常偏重于基础性题目。

　　我搞经济史，初时集中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如垦荒政策、“摊丁入地”、蠲免政策、粮食运销政策和关税政策等，共发表了十来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篇幅相当大，如《论摊丁入地》近八万字，《清初的更名田》约五万字。我搞这些专题，一方面想弄清这些政策的来龙去脉、实施情况，然后再看一看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有一种文章更着重于对史实和某些数据的考订，通过辨证，纠正某些错误和不够确实却又广为流传的看法。比如《清初的更名田》就属于这一类文章。

　　清代人口问题也是我关注的课题。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人口研究几乎成了禁地。到了70年代末，现实的人口问题受到重视，参与探讨者日众，从而又推动了人口史的研究。我就是在这股大潮中参加进来的，先后写了十几篇文章和一些书中的章节。在清代人口史研究中，我的重点是搞人口流动，后来我又逐渐把人口与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再后来又写了些有关生育、疾病、死亡以及自杀等人口行为方面的文章，这些有的在目前似少有人涉及。

　　通过对清代人口问题的探讨，目的是想说明：（一）人口问题从来就表现为人手和人口这样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能只看一面忽视另一面；（二）清代自乾隆以后，出现了“人浮于地”的人口问题，但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加上政府在政策上的调整变化，都为缓解矛盾提供了客观机会，人口流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三）持续不断的移民活动，既可以认为是社会对这些过剩人口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消化，同时对改变人口分布格局，促进边疆和后进地区经济面貌的变化，是有积极作用的。至少在道光以前，中国的人口问题还没有达到有人所说的严重地步，属于可控制范围之内；（四）清代的人口外流，主要发生在农业经济有相当发展，城镇工商业却相对落后的地区。相反，像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区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尽管那里的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人均耕地面积则是最低的，可人口却很少外流，而且还能适当容纳外来人口。这说明，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素质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的历史人口学研究进展很快，尽管我的一些成果也被人借鉴引用，可后浪推前浪，整个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地向前扩展延伸了。

　　至于我的研究向农业生产领域发展，起因亦属偶然。1978年，《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一篇有关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文章，找了张泽咸、王曾瑜和我，经分工，由我起草明清一段。这篇文章很快写成了，但因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生产关系方面，对生产力的研究，因长期忽视，留下不少空白点，这就引起了我研究农业生产力的兴趣。我先根据早先积累的资料，写了几篇读书札记式的文章，像《清代田土计量种种》、《清代的量器和量法》、《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后来根据所摸资料，陆续发表了《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清代山东粮食产量的估算》、《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等文章，还写了《中国古代水利史话》、《中国古代农业》等小册子。我写这些文章，曾在资料工作上花费相当工夫。前面提翻，我为此仅翻阅志书一项，就近三千种。所以，尽管像有关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这样的成果已有不少，但我认为我的研究还是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至于粮食产量问题，因情况比较复杂，估计近期内很难就此得出大家首肯的结论，不过作为一种探索，也还是有意义的。

　　由于历史是一个整体，上下左右都互有联系，所以无论写通史，或是搞单个专题，切忌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在我的研究经历中也出过这样的毛病。早年我曾写过一篇《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的文章，因看到清朝政府鼓励地主绅衿垦荒，在垦荒中，地方豪强又肆意强占农民开垦成果，不免对清初垦荒成果的评价失之偏低。其实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提出过，如果当时我能把明末和清初两个时期的地权分配状况对照起来考察，可能就不会出现看法上的偏颇了。

　　在此以后，我有意把我的研究面放开一些。比如当我把重点放在经济史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其它方面的研究。即使在经济史领域，我同时也写过有关生产关系、土地制度、财政税收、水利交通，以及商业史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另外我还写过政治事件、人物传记、军事制度、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与同事们一起，连续写了三本有关清代政治制度的书(其中两本由我通编定稿)，其中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不想把自己的研究面限得太死，思路太狭窄。

　　在研究工作中注意上下连系中的上连，系指搞清史时，至少应对明代的情况要有所了解。俗称“清承明制”，清代的各个典章制度，在很多方面与明朝有着渊源继承关系，不上溯明史，往往很难得其发端和中间的变化。至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思想传承等等，更是脉络相沿，无法剖断。60年代初，我结合读《东华录》，写了一篇清三饷蠲免的稿子。第一稿我只就蠲免谈蠲免，觉得很多环节不相扣，于是上溯翻阅《明神宗实录》和《明熹宗实录》等明代史籍，把三饷加派到蠲免的全部过程都一一搞清楚。后来我将这个专题分写成两篇文章，一篇叫《明末的三饷加派》，发在《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上，另一篇叫《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的三饷蠲免》，刊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第二辑。自从我发表《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一文以后，对此就更加注意。比如我与张泽咸教授合写《中国航运史》，曾就研究比较薄弱的清代内河航运作过专题研究，然后由清溯明，分别写了《明代的内河航运》和《清前期内河航运考略》两篇文章。我先后参加过两部屯垦史的写作，一是杨向老应农业出版社之约组织的上中下三册本，我承担下册清代部分。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做了三个专题研究，其中的“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就涉及到明代。后来我给台北文津出版社写第二部《中国屯垦史》中的元明清三朝，明代部分底子，就是先前做专题时打下的基础。

　　说到注意下连，从我的实践来讲，那是在搞经济史时，为了检验某些指标数字，有时需要参照近代或民国时期的统计，有的是为了说明变化，也有的是为了连贯呼应。1994年和1995年，我发表了《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和《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两篇文章，得出的产量估算数，主要是根据当时各个产量数综合推算出来的。因为产量的高低与各地的土地肥瘠、年成，以及计量方法，都有很大关系。尽管上千个数据集中在两篇文章里(两文共八万来字)已不算少，但要用它来估测清前期近二百年这么大国家的产量，毕竟存在相当多的主观随意性。因为这二文原是作为我给《清代经济史》写的“粮食生产”一章的前期成果，所以文章发表后，我一面倾听反应，一面仍在思索、翻阅资料。我觉得与清末、民国乃至50年代的产量统计作适当对照，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清前期与后来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生产条件等很多方面，仍有相近相似之处，而且比较起来，民国和50年代初的统计要全面完整的多，准确度也比前面零散个别记载高，只要把握尺度，参考对照，不致出现大错。后来我正式成章所作的调整和改动，有不少就是参照民国及50年代初的统计数，斟酌确定的。在我看来，后面的成稿，较之先前发表的文章，似乎要更成熟一些。

　　从1992、1993年起，我的主要精力转向社会史，这是我在清史研究层面上的又一次拓展。社会史在大陆再次勃兴，应始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我搞社会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历史所领导的要求，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不过因为此时我已年近六十，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张大网广加求取，作社会史理论探讨又不是我的长处，所以只能从选择具体题目入手。正好我先前搞人口史触及过婚姻问题，于是就把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切入点。社会史是介乎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而婚姻家庭史往往关联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以及伦理学等诸学科。他们中，很多我不熟悉或不很熟悉，这样要花时间去了解。其实学习关连学科，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和吸收，这在我的经济师研究中已多有体会。社会史也是一样，起码它的研究门类，很多就是从社会学中得到启发。社会史中经常使用的如抽样分析，典型分析，定量、定性数据统计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都是社会史研究中需要吸收借鉴的。其中1989年到1999年，我与合作者定宜庄教授以及美国的李中清教授到辽宁盖州、海城和法库、开原、铁岭等地，就“清代辽东内务府旗人”后裔的历史记忆所进行的田野查访，收获最为巨大。

　　自从我选定清代的婚姻家庭作为研究题目，大体了解了学术动向，确定研究起点后，便抓紧拜读有关社会学、民族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论著，以期从中能吸收营养，扩大思考范围。当然，分量最大的还是史料工作。面对着有关婚姻家庭类资料分布面广，且又十分零散的特点，这对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个极大的考验。为了不走或少走弯路，这一次我采取由小而大、自简而繁、逐步推进的办法，一边积累资料，一边试着先作些小专题。我从年谱、文集开始读，根据所得资料，写了《清代绅衿阶层婚姻状况的考察》和《清代的纳妾制度》二文。这两篇文章写的是绅衿和有钱人家，反映那个圈子的婚姻行为。所以第二步，在扩大资料搜索面时，也得考虑在选题上走出圈子。这一次，我的资料工作重点是家谱和有关政书，另外也翻一点地方志，陆续写了《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清人通婚地域圈的考察》和《清代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不仅写官员绅衿，也写一般百姓，探讨的层面扩大了。第二步的成功增加了我写书的信心。这样，我在考虑全书章节架构的同时，决定更全面地收集资料。首先是查阅中国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档案，翻阅清人笔记，然后开始我的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翻阅地方志的工作。美国和台湾一些朋友给我寄了一些他们搞到的清代户口册，也对我很有用处。现在这本书即《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已于2000年出版，并获得一定的好评，除了资料工作不取巧偷懒，采用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应该也很重要。

　　我在研究清代婚姻家庭中，费力最多也是收获最大的，是取得了众多的数据信息，并结合有关分析把它反映出来。我从地方志烈女传的三十至四十万个女子中，查到了一万五千多个初婚年龄资料，加上从年谱、档案、文集中得到的数据，统共辑得一万七千多例。男子初婚年龄记录较少，但也辑得七百多例。根据这些资料，作为抽样，我们计算了清代男女初婚年龄和各年龄段的比例，还考察了不同阶级、不同地区和清朝前后不同时期婚龄的变化。我还通过户口册和家谱中的数千个数据，计算了夫妻年龄差，以及这个差别在南方、北方、绅衿和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不同情况。此外，我还根据《清实录》等资料，统计了有清各朝旌表节妇、烈女、贞女的人数和情况，利用家谱等资料，就通婚地域圈进行抽样分析，又对童养媳的童养年龄和结婚年龄，表亲婚在真个婚姻中的比例等等，一一作了抽样统计，还利用刑案记载，对流民和童养媳的婚姻质量，以及婚外性关系中的通奸原因和通奸男女原来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上述统计，尽管有的也有人做过，比如女子婚龄，有的在统计人数上比我多得多，但他们大抵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些特殊群体如皇族，在面的覆盖上显得不广；再就是有的统计不够圆满、或由其他数字间接推算得出。例如有的学者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辑得清代节妇9482人，烈女2841人。这个数字最多只能反映清代康熙以前（包括康熙朝）的情况，与我统计的，仅节妇一项，就有百万之众，就相差很多。正是因为上述等等统计是人们没有做过的，或做得不够全面，从而使我的这个专题，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来。这也是我在借鉴吸收社会学等某些研究方法，用以扩大深化研究的一次尝试。从学习探索中前进，应是我学术道路上不断追求的目标。

　　我从60年代初开始从事清史研究，到现在已过去半个来世纪了，如果除去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空白期，不过四十年多一些。在这四十来年中，虽然我在清史这块园地里涉及不少领域，也编过刊物，整理过资料，历经甜酸苦辣。至于说到对清史整个体系提出什么看法，或者做过使人仰慕的创造性成果，从而总结出一大套理论，在我都谈不上，因为那是大师们做的。我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普通研究中，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从史学的特性看，它从来不属于显学，我觉得我能做成些事，就是想到了这一点，并耐着寂寞，循着设定的路子走下去。我不自卑，也不高估自己。我了解自己不是个有很高灵性、理论魅力不是很强的人，所以只能按照一定的起点，从资料工作开始，由史料形成论点，再综合出结论，写书作专题。当然也要吸收借鉴其它的成果和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可以开阔跟界，提高研究质量。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成果刚出来或出现不久，就觉得不满意了。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原定的起点不高，或没有得知已有的高水平成果；二是形成论点时考虑不周密；三是又发现了新的资料。这就促使我要不断地进行总结，提醒自己放虚心些。由于清史资料太多，即使竭尽全力，也不敢说我搞的题目资料已完全齐备。有时新发现的资料甚至足以得出与原先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从不说我的研究具有创造性或有全新突破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个经过努力得出的结论，我都由衷地尊重，也绝不因为自己有些新看法而贬低他人的努力，因为每一项研究均不可能凭空而起，都或多或少地参照吸收过前辈或同辈先行者的成果，是在他们基础上前进的。

　　生活的路得一步一步走，研究工作中行进的路也是一样，除了特殊的天才，我想不可能一步登上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