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何星亮，广东梅州兴宁人，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

　　院网络中心来函要求撰写学术自传，虽然本人还没有到写自传的年纪，但盛情难却。本人自1982年在《民族研究》、《民族语文》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以来，从事学术研究已有33年的历史。斗转星移，往事如烟；回首往昔，思绪万千；酸甜苦辣，回味无穷。回顾成绩，可以增强自信；总结经验，可以提升水平；查找不足，可以吸取教训；交流经验，可以取长补短。因此，不妨在此谈谈33年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并略谈自己的体会和感想，敬请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治学特点】

　　本人的学术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治学方法上采用“从树木到森林”的方法，二是在治学方式上采用的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治学方法因人而异，有人强调“先专后通”，有的强调“先通后专”。前者可称为“从树木到森林”，后者可称为“从森林到树木”。这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各有优缺。本人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从树木到森林”。

　　先专后通，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再研究其它领域或其它学科。其好处是能够较早地出成果，缺点是研究成果可能会不太完美，如果有专家把关，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先通后专，即先打好扎实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掌握广博的知识，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其不足是在短时间内出不了成果，优点是做出来的成果可能较完美。

　　传统的中国学者大多是先通后专，按部就班，花较长的时间打基础，然后再进入某个领域进行研究。如研究先秦史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知识及理论方法等，然后再进入先秦史研究领域，其他专业和学科也一样，花较多的时间学习基础知识，掌握扎实、全面的知识之后再撰写学术论文。这种治学方式不利因素有二：一是年轻时主要是学习或当助手，不能独立研究并发表成果；二是许多学者往往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领域或专业，其原因是打基础时间过长，进入专业研究时间较晚。有些学者虽然很想扩大研究领域，但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思维不活跃，创造力较差，再新开辟一个专门领域感到相当困难。

　　西方许多学者往往采用先专后通的治学方式，先在某一领域研究几年，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在该领域作出成就，然后再转入另一个领域。这样，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知识面不断扩大。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重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儒教和道教》(1915)、《印度教和佛教》(1916)、《古代犹太教》(1917)和其他一些关于宗教研究的论文，并出版了《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杜尔干最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于1893年出版了名著《社会分工论》；后来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于1895年出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然后又研究自杀现象，于1897年出版《自杀论》；20世纪初研究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图腾崇拜，于1912年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

　　就本人而言，走的是“从树木到森林”、“先专后通”的道路，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扩大知识面。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学习，往往学过的也记不住，过一段时间又忘了。边研究、边学习，既出了成果，又学习了新的知识，而且记得很牢。先进入一个领域，把该领域的主要问题研究清楚，写出一二本专著，其它小问题或价值不大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下，然后再进行另一个领域的研究和学习。做学问有共同的规律和方法，一门学问精通之后，再钻研其它学问，自然容易得多，正所谓“一通百通”。历史文化是相互关联的，许多人就是因为知识面太窄，写不出有影响的著作来。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古代匈奴、稽胡和新疆古代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及新疆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90年代主要研究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龙崇拜和新疆民族的传统文化；近10多年来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明史、清代民族文化、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等。这样，随着研究领域的增多，知识面也不断扩大，专业和学科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科学处理好“专”与“通”或“专”与“博”的关系，是做好学问的重要一环。由于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有些人适合先专后通，有些人则适合先通后专。只有“专”的研究才会有深度，才会有所创新。但专和博是相辅相成的，人类社会和文化各领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知识越广博，对某一领域的理解和认识也会越深。既要先专后博，也要博中求专，广中求精。

　　18、19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线相当模糊，许多大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有的甚至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至20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分化，而且越分越细。到20世纪末，各门科学的边界又逐渐模糊，学科间的交叉越来越普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是21世纪的要求。知识越丰富，学问越渊博，才能走在21世纪的学术前列。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本人治学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朱熹主张治学应“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其大意也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深入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发展变迁的原理或规律，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实践中去检验。

　　本人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既从事基础研究，也从事应用对策研究。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民族文化与宗教、新疆历史与文化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先后共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16项。出版了学术专著31部，其中，独著有《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上下册，98万字，2010）、《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40万字，2003）、《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27万字，1998）、《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27万字，1991）、《龙族的图腾》（1991）、《图腾与中国文化》（56万字，2008）、《中国图腾文化》（31万字，1992）、《中国自然崇拜》（30万字，1992）、《苍龙腾空》（18万字，1998）等14部；合著有《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的民族政策》（与闽正言合著，中英文出版）、《突厥史话》（与郭宏珍合著，中英文出版，2008）、《中国民族学50年》（2004）等5部；主编著作有《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民族和谐》、《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宗教和谐》、《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等12部；译著有《图腾崇拜》（1993）、《哈萨克族》（1989）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80多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刊文章共130多篇（包括访谈文章）。《图腾与中国文化》、《中国自然崇拜》两书2009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的民族政策》、《突厥史话》两书作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的对外宣传项目被译成外文出版。

　　应用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宗教、文化保护、新疆问题和反恐反分裂等领域。20多年来，撰写信息和研究报告100多篇，获中央领导批示的有40多篇，撰写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有80多篇；至2013年，获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图书奖和对策研究奖3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