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要重视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走出“同与不同”机械罗列的误区，更要应对大众消费文化同质化带来的挑战

　　800多年前，孟德高维诺从罗马出发，来华传教。据说他在印度遇到了从中国返回的马可·波罗。尽管有关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甚至确有其人与否，中西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孟德高维诺及其前辈、后生的来访和传教经历却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上，从唐朝的景教到元朝的耶稣会修士，西方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中国的四大发明基本是在公元8世纪至15世纪由阿拉伯人逐渐传入欧洲；其确切时间、过程固无记载，但阿拉伯人在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时开始使用罗盘、火药、纸和印刷术却是事实。加之他们带去的东方传说和传承古希腊罗马经典的“百年翻译运动”，一时间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形成浩荡之势。可以说，没有阿拉伯人的西进，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是就广义的文化交流而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狭义的文化交流、碰撞和借鉴、化合要复杂得多，很难简单比照。譬如，今年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国内已有同行就三位文学巨匠展开比较研究，我以为，若非要比照，须从大处着眼。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还是汤显祖，他们都处在市民文化兴盛、喜剧受到热捧、满眼皆是嘻嘻哈哈之际，而这三位彪炳于世的却是他们的悲剧作品。

　　历史制约下的同与不同

　　而今人们说起文艺复兴运动，浮于脑海的大抵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这样一些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殊不知，彼时彼地充斥文坛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挠痒痒喜剧。喜剧因为被当做人学颠覆神学的利器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坛的首要体裁，但14世纪以降，萨凯蒂、普尔契、博亚尔多、曼里克、福伦戈、拉伯雷等人剑走偏锋，一步步将喜剧引向了“恶搞”。在这种背景下，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选择了另一种向度，即精神的向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大悲剧及《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仅仅是喜剧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样，如果没有《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喜剧作家。

　　同样选择了悲剧的还有汤显祖。总说吾国乏悲剧，汤显祖的作品却是个明显的例外。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派喜剧充斥、笑说贯耳。明朝万历年间由变革引发的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虽然带来了《金瓶梅》及冯梦龙的《笑史》等作品，但愈来愈向下指涉的低俗段子也是绵延不绝。此种情形下，汤显祖拥抱了悲剧意识，在其纵深处与远隔万里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不谋而合。正所谓“创者易工，因者难巧”，精神高地犹如水之深处，人类慧心在此交融。

　　三个人不约而同对悲剧的选择似乎是一个巧合。但事实上，文艺无论如何特殊，终究属于意识形态；既然是意识形态，势必会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说文艺家是特定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未尝不可。与此同时，文艺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作家、艺术家成长于社会、文化和自我的多重土壤，既取决于环境，也离不开禀赋。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套用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有了汤显祖或莎士比亚，那么又会有谁来创作《牡丹亭》和《哈姆雷特》呢？这种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性奠定了文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也给文化比较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几乎在莎士比亚继承意大利传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同时，《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在神州大地逐渐传开，这两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悲剧仿佛孪生，为中西文学的某些神似留下了注脚；另一方面，文化的影响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模仿与复制，文化的比较也从来不是同与不同的机械罗列，影响文化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的社会历史因素绝对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