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求学成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前辈学人的关心和提携，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并不多，只有为数有限的几次，但每次都印象深刻，对其提携和关爱之恩，一直心存感念，从他身上看到了前辈学人的胸襟和情怀。

　　这个题目已经萦绕在脑海中十几年了，其间曾有几次想动笔写出来，直到冯其庸先生去世后才下决心形成文字。

　　事情要从1998年我博士临毕业前一年说起。

　　我硕士、博士阶段的专业方向都是元明清文学，重点在中国古代小说，但结识冯先生并不是因为专业问题，而是为了找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未出校门的年轻学生，冯先生则是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主持校订的《红楼梦》印数超过500万册。尽管早已拜读过先生的多部大作，但一直没有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得以结识冯先生，还是经过朱玉麒兄的介绍，他和冯先生是往来密切的忘年交。那时候临近毕业，一边忙着撰写毕业论文，一边四处奔波找工作。当时工作已经相当不好找，尤其是留在北京，正在焦头烂额、没有着落的时候，玉麒兄偶然提起，说他听冯先生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那边可能需要人手。

　　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想去试一下，遂请玉麒兄帮助引荐，托他将自己发表过的几篇小文章转呈冯先生，请其指教。本来是病急乱投医，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冯先生读过小文之后，对我还算满意，并很快付诸行动。当时红楼梦研究所虽然需要人，但没有进人指标，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为此冯先生亲自出面，找文化部相关领导说明情况，经过一番争取，这才算是获得进人指标。考虑到这份工作收入太少，冯先生还托朋友帮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住所，房租很低；还说到时候可以参与《红楼梦学刊》的编务工作，每个月会有一点补贴。先生如此热心帮助一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且考虑得如此周到，当时激动的心情已无法用感谢一词来描述。

　　随后，玉麒兄带我去拜访冯先生，去的是先生在通县张家湾那边的住所。那时候先生身体状况还不错，基本上是他讲我听，内容主要是指导我如何做学问，将来如何在单位工作，并问了我个人的一些情况。见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深刻，除了冯先生的谆谆教诲外，还有其满屋子的藏书与字画，真是大开眼界。当时冯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刚出版，他还签名惠赠了我一本。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工作算是基本定下来了。此后好事多磨，起了变化，当然责任全部在我，无可推卸。由于个人的原因，尽管已经找好工作，但经过反复思量，觉得还是离开北京为好。于是在冯先生帮助联系工作的同时，我又私下里联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准备去做博士后。博士后的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我决定南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玉麒兄。玉麒兄随后转告冯先生，冯先生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到的：他听到之后非常生气，觉得受了我们的骗，说我们利用了一个老年人的善良。弄得玉麒兄很是难过，我自然是更为愧疚，一是觉得对不起冯先生，二是觉得对不住玉麒兄，让他因为我的事情受到连累，影响他与冯先生的关系。

　　后来冯师母帮我们开脱，说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除了学业，还有生活上的顾虑。两个年轻人虽然做事莽撞，但情有可原。经过劝说，冯先生止住了怒火，勉强接受了我们的道歉。现在想来，当时真是太年轻了，也太鲁莽了，考虑事情不周全，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如果当时将自己的想法如实说给冯先生，和其商量一下，让他帮助拿拿主意，也许能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比如先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做一期博士后，两年后再回北京工作之类，至少让先生有个思想准备，不会觉得那么突然。但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不仅让冯先生白忙乎一场，而且还浪费了一个珍贵的进人指标，内心除了愧疚，还是愧疚。至今见到张庆善先生，他每次都会半开玩笑地批评我，说我当年不够意思，放了红楼梦研究所的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