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国栋教授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年轻有为，担任博导，其著作《俄国汉学史》广受好评。他读书很多，知识渊博，计算机运用娴熟。我翻译写作过程中遇到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有时就向他求助。比如，别列列申的《道德经》俄译本序言，谈到老子和老聃在七世纪和八世纪被相继封神，我就不明白封号该怎么翻译，究竟封的是什么神。于是给他写信求教，他很快回信说：“老子和老聃分别在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被正式神化。前者被封为‘玄元皇帝’，后者被封为‘太上老君’。”问题迎刃而解。

　　阎老师研究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需要翻译十八世纪罗蒙诺索夫等诗人涉及中国的诗歌，遇到问题也会问我，有时候把译出来的诗寄给我。有一次，打电话时他说：“诗歌真伺候不起，几行诗折腾了一上午，要是译别的文章或作品，怎么也得译出一两千字了。”我听了笑着说：“您说得太对了，难伺候的诗歌，说出了译诗的艰辛，是个很好的随笔题目啊！”

　　在我的印象当中，杨绛先生论翻译也使用过“伺候”这个词。上网查询，果然找到了一段既精彩又深刻的论述。这位翻译家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位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的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值得。”

　　我走上诗歌翻译道路，有幸得到几位前辈师长的指点和帮助。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李霁野先生当年对我说：“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你要记住两条：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看来，这些话和“一仆二主”的比喻有相通之处。我一直铭刻在心，不敢忘记。

　　高莽先生带我参加翻译《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顾蕴璞先生主持翻译《莱蒙托夫全集》，约我译其中的十四部长诗；蓝英年先生约我翻译《日瓦戈医生》小说中的诗歌，都为我提供了历练提高的机会。他们提携、扶植的深情厚谊，让我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