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十年来，我对先生的思念未尝稍减。在启功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我有幸长期与他亲密接触，深刻地感受到了先生人格的伟大。先生高尚的品德，时时感动着我，教育着我，熏陶着我，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坚韧：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

　　启功先生生前有一方特别喜爱的古砚，上有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多次书写这则铭文，并把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可见“坚”“净”二字得到他的高度认同。坚韧如石、纯净似水，正是先生性格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很多人都知道，启功出身皇族，是清雍正帝的第九世孙，可是他一点也没受到皇恩的泽润。由于是降袭制，到他曾祖父这一辈，受封爵位的俸禄已经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启功刚满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揭开了家族急剧衰败的序幕；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又相继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从此就靠寡母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靠着曾祖父和祖父门生的资助，家庭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启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

　　苦难的生活，磨炼了启功的意志。辍学之后，他没有消沉，也没有放弃学习。他一边教家馆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寻找工作，同时跟随几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艰难的环境，养成了他虚心求教的学习态度，锻造了他刻苦钻研的学习毅力。他不拘一格，师从百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当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后生，还是艰难坎坷的中年时光，抑或后来名满天下的博学大师，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一生都在学习和思考。他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这些成就都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

　　在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中，启功最可贵的是不盲从前人，更不迷信权威，不懂的东西总要弄个究竟。他敢于怀疑前人的学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向溥心畬学画，溥心畬总说“要空灵”。至于怎样“空灵”，他也说不上来。启功就一边临摹学习一边用心琢磨，终于有一天明白了“空灵”的道理。再如，关于书法的结字、用笔，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一观点流传了几百年，从来没有人怀疑。可是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练字的九宫格、米字格并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是在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论书绝句·九十九》）

　　启功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他天天临帖，几乎从未间断。当浮躁之气充斥书画界，一些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美学原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字。2000年4月，88岁的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读〈论语〉献疑》，就《论语》中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他对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思考，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2003年10月，91岁高龄、行动不便的启功先生抱病到国家图书馆作讲座《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对中国诗歌韵律来自印度的说法予以反驳。2004年7月，他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等三本书，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和重要观点，此时距离他逝世已不到一年。他是真正地“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努力给后人多留下一些东西。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才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为学如此，为人更是如此。启功先生看似随和，一团和气，实际上外圆内方，清正自持，不媚上，不趋势，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抗战胜利后，先生当时所在的辅仁大学一位教授出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想要年轻有才华的启功去当科长，薪水比他当教师高很多。启功当时家里很穷，母亲、姑姑、妻子都靠他微薄的薪水养活，这份工作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犹豫不决，便去请教恩师陈垣校长。陈垣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启功答：“我‘少无宦情’。”陈垣听到这里捋着胡子哈哈大笑，说：“既然你并无宦情，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你适合干哪个？”听了老师的话，启功不啻醍醐灌顶，立刻起身回家，给那位教授写了一封信，婉言谢绝他的邀请。

　　老师的教诲，令启功牢记终生。在2004年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中，他郑重地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确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宝，而帮我指点迷津的恰是陈老师。他指导我怎样正确衡量自己，认识自己，怎样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选好自己的人生舞台。”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认真走好每一步，不容自己有任何错失。1957年“反右”，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并接连被撤销了教授职称、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的资格，工资也被降了一级。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沉沦。不能上讲台，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1964年，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猛然袭来，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改革开放之后，启功先生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他的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先生并没有以此自矜，以书法家自居。凡是向他求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一些修理工、服务员，他常常主动赠字感谢他们的劳动。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社会上对他的字太“滥”的非议。而先生毫不介意，因为他本来就没像有的人那样拿字卖钱。

　　先生对普通人如此谦和，可是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权贵就不假以辞色了。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两个真实的故事。一次，一位商人向他求字，说要制成匾额挂在酒楼上。启功问：你们有经济效益，我要不要经济效益？来人问他要多少钱，并拿出一沓钱给他。启功说：你没有诚意。你如果有诚意，不等我问，就应该主动提出报酬的事。哪怕是两角钱，那也是你的诚意。等我问你了，再多的钱也不是你的诚意。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诚意。还有一次，一位自称是空军首长秘书的人来替首长索字，态度蛮横。启功缓缓问道：“我要不写，你们首长会不会派飞机来炸我？”那人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赶紧回答：“那当然不会。”启功说：“那我就放心了。你走吧。”

　　对于原则问题，先生从不苟且。1993年，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对古书画作品进行鉴定，造成书画市场的混乱。对此，老先生非常愤怒。当年6月17日，他专门约见我，委托我代他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鉴定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凡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的，属于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先生恳切地说：“这事我想了很久，终于下了这个决心，请你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一个声明。”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当年严肃、认真而又焦急的神情仿佛还在眼前。

　　净，还体现在先生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和严格要求上。1938年，启功失业后，为生活所迫，曾短暂地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一个比科员还低的小职工，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为此他一直深深自责，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启功主动向陈垣校长坦白了这件事，陈校长听了，只说了一个字：“脏！”这一个字，启功记了一辈子，并且郑重地写进了《口述历史》中：“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启功不惜自曝其丑，没有掩饰自己，更没有美化自己，这不但是“不为尊者讳”，而且是“不为自己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