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厨房之主，我基本不在节日期间出门。历史上有过那么几次十一春节我想出门过几天好日子，结果发现回来更没好日子过，我爹我娘见到我就争先恐后地告状，我爹说：你妈费半天劲做了一桌子菜剩了半桌子把你哥他们给吃跑了然后我每天都吃剩菜……我娘说：你哥请我们出去吃饭你爸点的菜一个比一个难吃这个人水平太差了……

　　所以，过完大家都一块过的节，我和猫爸、王老师出门奔了香港。

　　候机的时候我们试图回忆这是第几次三个人一起去香港，结果三个人说了三个数，然后纠缠不清地上了飞机，直到开过饭又把咖啡和茶喝了两遍，总算在次数上达成了共识。王老师接着说有必要搞清楚都是哪年去的，不为别的就为锻炼我们都已呈现早老痴症状的脑子。在这个难题的困扰下，我们想一会儿睡一会儿再想一会儿，直到飞机开始降落，还在打罗圈架。猫爸说：挑事吧你就，搞得人一上路就这么疲惫，我一年来多少趟香港啊，怎么记得清楚哪次自己来哪次一起来的？王老师说，得，咱们还是想想今晚去哪里吃饭吧。

　　三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空前团结气氛热烈而友好，脑子也开始灵光，三下两下便达成共识。

　　晚上十一点，仅凭着三年前一次误打误撞的模糊记忆，我们一点冤枉路也没走，就寻到了湾仔那家小馆子，进门二话不说，连吃了两大碗秘制牛腩一大碗蚝仔粥以及云吞面鱼蛋肉圆等一堆香喷喷的乱七八糟，十二点我们昂首挺肚走出餐馆，十分钟后却又不由自主地迈进另一家甜品店。

　　是夜，我们三人分别对“吃饱了撑的”这句话有了切身的体验。我发现人不光饿能两眼冒金星，撑着了一样冒，猫爸以前只知道饿了会睡不着，现在晓得撑着了一样睡不着，王老师说他夜里一直头晕，大脑严重缺氧，想必是脑子里的氧都跑去胃里加班了。

　　第二天我们在酒店的早餐桌上相互问候了身体和精神状况之后，再次重申为了身心健康很有必要自尊自爱一点，好歹是北京来的，也算吃过好东西的，折戟沉沙在香港大排档上，搁哪儿也没脸。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除了一次独家秘制的南乳猪手和最后一晚深水埗的羊腩火锅吃得有点丧心病狂外，其余的几顿饭我们控制得当吃相基本算得上斯文。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三人香港之行的主要目的，那就是购物，确切地说是我和王老师为在北京从不进商场的猫爸添置些行头。几天时间里，不爱逛商店但是必须要买东西的猫爸和爱逛商店但不为给自己买东西的王老师和我，完全凭借着上一顿吃得过饱必须要走路消耗和对下一顿的热烈向往之情，才得以坚持转战于一个又一个店铺。猫爸因为吃得顺畅而买得舒心，甚至出乎我们意料地认可了一双红皮鞋。

　　坐着出租车离开酒店前往机场时，我总结说，此次香港之行除了我只收获了肚腩有点遗憾之外，还算是很圆满的。猫爸看着自己脚上人生的第一双红皮鞋，点头表示赞同。王老师说，圆满这个词是不能随便说的。

　　果然，就出了岔子。

　　到了机场，风风火火的司机师傅手脚麻利地帮我们从后备箱里拎出了行李，问：系（四）件对不对？转身找推车的王老师、往钱包里放钱的猫爸和我不约而同地应答说“对”，随之，在出租车扬尘而去的几秒钟后，猫爸大喊一声“我的包呢！”

　　在猫爸惨白的面色之下，我们清点了一遍又一遍，果真没有他的随身提包，而这个包里有他形影不离被我称之为“小三儿”的电脑和一台刚买了一天的苹果电脑以及身份证、车钥匙等等。

　　猫爸马上致电他的香港朋友，对方说，赶紧到机场里面的警署报警。我们在往警署的路上打电话给酒店，怀着侥幸心理期望提包在结账时落在前台了。此时猫爸和王老师在惊慌之中记忆力突然回光返照般地恢复，说想起了司机的名牌上写着“林家表”三个字。电话里酒店前台告诉猫爸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坏消息是包没有落在前台，好消息是他们记下了出租车的牌号。

　　警署里接待我们的年轻警察温和而阳光，一通电话之后，让我们耐心等待消息。猫爸跑去改签机票，我和王老师不停地纳闷为什么六只眼睛外加三副眼镜居然都没在后备箱看到那个提包。

　　不得不赞叹香港警察的工作效率。大约二十分钟后，年轻警察满脸微笑地告诉我们：司机找到了，包也找到了，他马上就会送过来。我们长舒一口气，鞠躬致谢。

　　转签了下一班航班，交了行李之后，我们又坐在了餐桌前，干的稀的摆满了一桌子。猫爸说必须多吃点，压压惊。

　　飞机上开始供应吃喝时，经历了劫后余生悲喜交加的猫爸已在疲惫中昏睡过去。我往面包上抹着黄油，又一番赞叹了香港服务业和警察的职业素养之后，对王老师说：现在可以说圆满了吧？

　　王老师厉声说道：住嘴，飞机还没落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