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小燕，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刘小燕，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刘小燕(1964－)，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内容提要】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动议”具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社交媒体易于迅速形成舆论张力，进而影响社会结构；二是社会事件与社会动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存有一定错位；三是社会动议解压情绪的功能重于解决问题的功能。社交媒体动议的这些特质一方面是由新媒体的传播特征、用户特征所塑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深层原因所推动而形成。基于社交媒体形成的舆论格局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需要用理性精神重构其社会价值，不能因其自身的局限而加以简单约束或否定。社交媒体呈现的舆论格局增加了社会事件中的表达宽度，多种多样的声音具有生态价值，可以较大程度地展示民意的多元。公众应透过社会事件的热议，倾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理性合法地参与讨论、提出“动议”、表达诉求和主张权利，逐步树立起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关 键 词】社交媒体；社会事件；“动议”释放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3)06－0133－08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又称“社会性媒体”)的问世赋予大众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新力量，这是比大众传媒初现时更为显著的全民运动，它不仅给传统的媒介环境，更给传统的政治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意义变革。社交媒体的概念由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rield)在《什么是社会性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一书中首次提出。社交媒体强调博客、推特等用户个人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发布与筛选体验，是BBS(论坛)、SNS(人际网络社区)、P2P(点对点等网络技术)多点去中心的互动分享平台。其几大特征体现为：用户参与分享、多层次递进式的对话、双向对等的交流、人际关系的社区化联结、公开性和连通性。以社交媒体中的博客为例，这种满足了信息传者(博主)和受者(访客)直接交流的个人化网络日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寄予了信息传播的新期望，体现出其一定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更多是个性化意见。“社交媒体”诞生于信息科学领域，是一种对新型网络信息交流空间的集合表述，研究者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突出社会性网络服务的特点。与美国推特(Twitter)相对应的中国微博，在美国以社交功能为主，内容倾向浅显，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其作为政治性公共空间占有一席之地，它更倾向扮演利益诉求、“动议”释放、公共抗争和社会动员的角色，某种意义上似已颠覆了其社交的本质。

　　一　社会事件中的社交媒体表达

　　“杨达才案”被视为中国近年网络反腐的经典案例之一。强大的舆论压力，由网上延烧到网下，让陕西省纪委在杨达才(被网民戏称“表哥”、“微笑局长”、“全身都是宝”)的“微笑照”曝光五天后即对其展开调查，在不到一个月内宣布撤销其公职，并于2013年9月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类似事件还有如“雷政富不雅视频案”、“刘铁男案”等等，均因社交媒体等网络举报浮出水面，引发公众围观，成为重大社会事件，涉事者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应声而倒”。

　　社交媒体是一种基于第二代互联网Web2.0应用的数字媒体，强调用户生产能力和行为的新媒介形态，是人们彼此间分享观点、传递经验、产生意见的平台，也是用户与用户之间发生联结的载体。也有学者将社交媒体称为“私媒体”。根据用户参与方式和程度的不同，社交媒体可分为个人出版(博客、播客和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站、公共讨论(包括论坛、贴吧、小组和聊天室等)、可携式即时通讯(包括微网志、社群网站和手机通讯软件，这三种新型传播形式传输便利，互动即时)和群体编纂等类别。像社交媒体的新宠微信，相对于微博，其优势在于高到达率，微信活动信息可以准确传送至用户却不会被“刷屏”，其参与度和互动性都可以得到保证。

　　《经济学家》杂志曾将社交媒体称作新时代的咖啡馆，中国人则喜欢将社交媒体比作新时代的“茶馆”或“饭市”，无论是咖啡馆还是茶馆或饭市，均发挥着大众媒介普及之前人们从中获取(或真或假)消息、分享意见的功能，只不过民间在茶馆饭市上的争论一般不会产生什么广泛的影响，而社交媒体则能显示出强大的网络信息放大功能，比咖啡馆和“茶馆”或“饭市”的传播范围扩大了无数倍。像微博这一社交媒体，成为空前的公众即时的集体讨论、互动空间，并相互影响，更成为舆论领袖的“群聚地”和公众意见“集散地”。

　　体制内信息流动不畅，而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开放性更适合充当政府与民众交流的补充渠道。越来越多的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日渐成为微博问政的巨大推动力。它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倾听民情民意，强化和理顺决策过程中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关系。顺应时势，政府微博也应运而生，它则成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互动平台。在与网民互动的同时，微博这一社交媒体也日渐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寻找相关线索、澄清相关谣言等方面有力的武器。

　　新媒体在技术上突破了普通民众在言论表达上的障碍，其技术优势使网络媒体相较于制度体系和传统媒体而言更能保障普通民众的话语权。与制度性利益表达机制相比，网络易接近、易操作，诉求实现也更为有效。网民存在形式上的隐匿性也使得更多网民敢于发出真实的声音。在现实中，“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人们由于害怕被孤立、被羞辱而放弃意见表达做了很好的描述。而在网络匿名的环境下，表达者身体上的缺场使得他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直接压力变小，因此其顺从倾向降低，而表现出相较于线下更愿意自由表达和真实表达，从而提高了表达的质量。

　　对于人们甚为关注的涉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政府不作为等事件，经由社交媒体参与者的跟帖、转发、共议，迅速演变为网络事件(或社会事件)。这是因为，参与者有话要说，有“动议”要提，社交媒体成为说话的场所，成为提“动议”的会场。公众参与新媒体信息发布、阅读网友评论、转发政治信息等，如同《联合早报》记者陈迎竹对中国政治微博的观察，它传达的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对人间大义的执著，对社会公理的拷问，对腐败问题的追打，对价值体系的交锋，对真相与事实的求证，对秩序缓慢形成的共识。”网络环境中网民言论自由度较高，他们无须被代言就可以直抒己见、直陈利弊，而一旦网络言论受到广泛认同，更多网民纷纷点击跟进。网络言论甚至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直接推动利益诉求的实现。这种草根汇集的话语力量，也反过来吸引更多网民加入、追踪。正是由于相对制度性利益表达机制和传统媒体的优势，社交媒体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参与进来。

　　全民化应用提升思想表达和自主传播，社交媒体参与的信息传播，最大特征就是赋予了参与者传播主体的地位。以微博、即时通讯为例，这种代表新传播方式的媒介平台，由于传播成本趋向于零，从而降低了公众的表达难度和技术门槛。社交媒体的全民化应用、自主传播，为每一位参与用户提供了影响他人、影响社会的机会。在诸多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新的“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或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进度，或使公共事件更加复杂化，增加了其解决的难度。

　　社交媒体表达或者说社交媒体传播的更深层次，就是其社会化延伸动员社会力量和组织行动。在组织性和动员性方面，社交媒体在多个国家诸多的公共事件中彰显威力，由于新的组织和动员方式成本低、效率高，且无法预估和防范，不少国家均出现过社交媒体引发社会运动的事件。以论坛为例，通过提供给用户共同兴趣讨论的话题，将用户聚集在一起，成员之间互动的方式以观点的表达成为主要特点。参与用户以群组的形式参与到活动中，一起对一些事件进行探讨。因为共同话题使得群体成员间具有很大的黏性，当话题涉及的范围牵扯到公众利益时，需要群体以实际行动做出反应时，线上的组织便会以群体的方式转移到线下展开活动。2011年以来曾经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政府示威，正是一场网络串联起来的“革命”；中东国家的反政权大示威，同样是由Facebook、Twitter、Youtube酝酿的“革命”(诚然，不能否认，背后还有黑客和华盛顿推波助澜)。而且，无论是“突尼斯剧变”，还是英国“伦敦北部骚乱”、“占领华尔街”等一系列群体事件，都是由年轻人发起、通过论坛等社交网站进行组织、传播和扩散，并转化为现实活动。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社会化功能延伸和政治动员的变化。在中国，经由社交媒体引出的社会事件(或网络事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2011年“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打拐”、引发中国慈善危机的“郭美美事件”，到2012年及2013年的“表哥”、“房姐”以及“打老虎”事件等，无不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期间涌动的民间力量，促使政府呼应网络声音，回应网民“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