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对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有许多局限性。明显的不足是信仰传播研究的缺失。讯息(message)、榜样(model)、力量(might)是信仰传播产生理想效果的必要因素,亦即信仰传播效果的3M模式。合适的个案能够体现信仰传播产生长期、“理想”的效果的规律,也有助于达成理论上的突破。从经典文学文本《青春之歌》主人公林

关键词：信仰传播;传播效果; 3M模式;《青春之歌》

作者简介：

　　摘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对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有许多局限性。明显的不足是信仰传播研究的缺失。讯息(message)、榜样(model)、力量(might)是信仰传播产生理想效果的必要因素,亦即信仰传播效果的3M模式。合适的个案能够体现信仰传播产生长期、“理想”的效果的规律,也有助于达成理论上的突破。从经典文学文本《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轨迹,可以观察到信仰传播是如何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效果的。信仰传播要求传播对象的心灵“土壤”有接收讯息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此外,榜样和环境的作用也很重要,实践的锻炼以及对讯息和榜样的记忆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讯息和榜样的高度一致与完美结合有助于增强力量。真正的传播效果总是累积的效果,情况还可能有反复。

　　关键词:信仰传播;传播效果; 3M模式;《青春之歌》

　　作者简介:陈嬿如,女,福建石狮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博士。

　　一、信仰传播效果分析

　　起源于美国的传播效果研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产生了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各种有关宏观效果、微观效果的理论层出不穷。究其本质,目的都在于增强传播的有效性。限于篇幅,在此就不赘述前人的有关理论和概念,但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大多以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方法指导下进行实验或调查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其优点不容置疑,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个体差异往往淹没在统计数字里;由于方法的局限和研究条件的限制,通常只能考察传播的短期效果,即便试图研究长期效果,也难以统计累积效果;社会环境和人际传播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往往被忽略,等等。尤其明显的不足是信仰传播研究的缺失。信仰又包含理想和使命等因素,而现有的传播效果研究通常聚焦于认知、态度、行为的改变,未曾深入探究这些改变背后的深层因素。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从严密的逻辑上说,“信仰”本身难以直接传播,可以传播的是“信条”、“教义”等具体的内容。这就将信仰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区别开来。在形而上的层面,它具有特殊性;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它又具有与普通的信息传播相似的特征。就真正具有超越作用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信仰而言,其“见效”的表现难以用社会科学的规范进行衡量。严格地说,各门类的科学都只能以理性的预设进入研究状态,接近研究对象。无怪乎在西方世界,通常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信仰”一般都落入了神学家的思辨范畴。然而,现在我们所关心的是除了神学冥思对象以外的信仰,如何被具体化而后传播,直至信念植根于人的心灵,并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进而塑造人的外在言行,使人忠于信仰对象。此研究对信仰普遍缺失的当下中国社会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为了探究信仰传播过程、作用的深层决定因素,比较有效的方法是个案研究法。这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可以共同接受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在许多学科领域运用广泛。其特点是以实证材料(既可以是对社会现象的直接观察,也包括反映社会现实的广义文本)为基础,先对实证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穷尽性分析,“解剖麻雀”,然后得出个案结论,进而推导出具有更大范围适用意义的理论、模式。传播学研究有“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之说,经常被应用于个案研究,寓分析于细枝密叶的描述之中。总之,个案研究的特点是从具体的实证材料切入,进去的时候角度很小,期望出来的时候结论很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法不同,个案研究的“理论建树”总是在实证分析的结果之后,而非理论先行。

　　那么,能否解剖一个具体的个案,跟踪其发展演变的全程,从而揭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共同作用于个体,最终产生作用的原理呢?答案是肯定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寻找合适的个案。个案必须能够体现一个个体的信仰建立过程。

　　理想的传播过程和效果遵循以下模式:在最合适的时机和场合,最合适的人对适宜的受者说最恰当的话,同时这一传播过程还应该带有某种超乎自然的能力(a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milieu, the right person says the right thing to the right audience—and there must be might)。一望而知,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除非是天作之合。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考究致使传播产生效果的因素。在研究典型宣传的基础上,作者提炼出一个信仰传播的3M模式:message, mode,l migh,t即讯息、榜样、力量。

　　在此,我们将引用《青春之歌》的故事作个案研究,追踪其主人公接受各种讯息之后如何转变思想、转换立场、建立信仰的过程,从而令我们看到传播效果在她身上的实现。为什么选择小说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因为这部作为青年心灵成长史的小说采取的是全能全知的叙述角度,其场景设置、情节结构都比较接近我们心目中的“理想传播模式”的期望。

　　就文学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尚未有人采用此法解读文学作品;就传播学而言,文章的结论对于源自西方的各种传播理论将是一种补充、丰富和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中国材料基础上的独创。文章的研究方法能拓展文学研究的新视阈。

　　《青春之歌》是公认的经典之作。首先,其内容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实性强,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可以窥见救亡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其次,小说情节中所涉及的传播多为信仰传播,而信仰传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今太平盛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能从故事情节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仍然有现实意义。再次,小说描写了人物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四年多时间的经历,可以说既有足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又有人物成长的漫长的心理轨迹,为我们研究传播效果的规律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青春之歌》这部经典小说,直至近年来仍然有学者进行多方面的解读和诠释。其中,较为常见的是从性别话语的角度对作品及其人物所作的剖析。有的学者认为,书中的林道静始终处于“女性是弱者”的命题之阴影笼罩之下,她与三个恋爱对象的关系都体现了这一点。^[1]同样是女性主义视角,另一种观点是:“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弱化,处于权威及主导地位的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在“革命”的规范下,我们仍可看出潜在的女性话语,爱情则是女性话语的显现。^[2]还有的研究借鉴弗洛伊德的理论,将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归结为“寻找精神教父”的过程。^[3]曾被一些人称为“革命加爱情之作”的《青春之歌》中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的矛盾和张力,具体体现在江华的提前出场和长时间缺席,也受到了某些学者的关注。^[4]从相类似的“革命小说”观点出发,亦有学者探讨了小说中的“革命、爱情、知识分子”的三角纠结。^[5]有的学者则注意到了小说中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是通过“接受”和“洗礼”等一系列叙事策略完成的。^[6]至少,他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成长小说,可以佐证本文作者的观点。

　　综观上述几条研究路径,大多从文学的、叙事的,或女性主义话语的角度入手分析《青春之歌》,迄今为止尚无人从信仰传播的视角剖析其中的人物关系。但新近的文献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小说揭示了一个明显的人物心理、立场、行为转变的轨迹,主人公对革命真理有一个从接触到接受的过程。这就为我们对传播效果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文本基础。

　　根据文学界的批评和作者的自我总结,小说对林道静入党之后的进步描写得不够充分,显得苍白无力,但对其入党之前的成长轨迹却有非常生动具体的描述。^[7]因此,我们采用对经典原著进行传播学解读的方法,将重点考察林道静从出场到入党这一段经历(这也是信仰传播产生效果的关键阶段),从一个侧面观察各种形式的传播是如何产生效果的。

　　二、对《青春之歌》故事的传播学解读

　　(一)传播的准备阶段:个人的生活经历、心理基础及时代环境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在经过传播之后便为所有人共同接受,有些高尚的信条在被传播的初期甚至只拥有极少的追随者。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的心灵好比土壤,有关信仰的讯息,如果具有真理性,好比良种。土地必须先被足够的痛苦、失望等经历所开垦,在适当的时候种子落入土中,才能扎根、发芽、长大。《青春之歌》开篇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林道静高中毕业后,因为面临家庭的变故、母亲的逼婚,升学无望,又从家中的老佣人口中得知自己生身母亲的悲惨身世,再加上自己童年时的不快乐的经历,以及中学时代阅读的大量中外文学名著的影响,终于下决心逃离了家,到北戴河边的一个乡村学校投奔表哥。行文至此,我们已经看到,林道静做出的第一个人生抉择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除此以外,还有她的个人经历及性格特征的影响。

　　心灵孤独、感情脆弱的时候,人往往容易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因环境险恶而欲投海自尽的林道静获救后接受余永泽的爱情,就是例证。接下来,在杨庄小学教书的日子里,林道静通过难民和报纸得知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三省的消息,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了,也就是说,她的心灵土壤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垦。也恰在这时,卢嘉川为她指明了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之路,在她心中撒播下最早的革命意识之种子。

　　自觉的信仰尚未成型,朦胧的信念开始生长,见诸言行。林道静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意在唤醒人心,却招惹了校长,产生了冲突。当她逃回北平,决心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时,又面临找工作的挫折。在她对社会失望乃至绝望时,她与余永泽之间的情感裂痕使其感到更加痛苦。

　　她曾发誓无论如何要守住高尚的心灵,而现在的生活似乎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远了。感情的失败,环境的打击,理想的受挫,使她的精神产生了真空,心灵土壤渴望“及时雨”,而这自然为她接受革命道理做好了准备。可以说,林道静又一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她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为她准备了接受革命道理的心理渴求和感情基础。这就是传播可能产生效果的土壤。

　　(二)初期的启蒙:启蒙者的个人魅力

　　在信仰传播实践中,许多人是先通过认识一个有信仰的人,由于种种个人的原因被他吸引,喜欢他,认同他,然后开始初步接受他的信仰。这在《青春之歌》里得到了印证。除夕之夜,林道静再次见到卢嘉川。他带来了红军胜利的消息,带来了革命的希望,鼓动大家起来斗争:“要找个人的出路,先找民族的出路。”这些都是林道静首次听到的。“这些话,不知怎的,好像甘雨落在干枯的禾苗上,她空虚的、窒息的心田立刻把它们吸收了。她心里开始激荡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8]他们单独攀谈,一方倾诉,一方开导。卢嘉川作为一个革命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个人能力与个人魅力在他与林道静的沟通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他与林道静之间一对一的传播集中了“message, mode,l might”三个要素———既传播了革命理想,又给她做了一个榜样,因而讯息产生了巨大力量。书中如此描写这种影响力的效果:“他对她谈话一直都是自然而亲切……她忽然丢掉了过去的矜持和沉默,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什么都倾心告诉了他。尤其使她感觉惊异的是:他的每一句问话或者每一句简单的解释,全给她的心灵开了一个窍门,全能使她对事情的真相了解得更清楚。”^[9]他风趣而爽朗的谈笑解除了林道静对陌生人的心理戒备。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林道静急切地需要寻找个人的出路,也真诚地为自己国家的前途着急。适宜的传播时机和传播环境,具有真理性的讯息,充满善意的传播者,饥渴慕义的接受者,再加上美好的传播方式,共同构成了信仰传播成功的必要因素。

　　过后,卢嘉川给她送来四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写成的社会科学书籍,她专心致志地读了五天。这可以说是林道静首次系统地接触大众传媒中的革命内容。信仰引路人个人魅力如时雨降临心田之后,种子下地了。这些书对于她的一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10]但这种革命热情仍然停留在寻找个人出路的层面上,不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英雄式的幻想,为了逃避当下平凡沉闷的生活。这一段经历说明:对信仰有兴趣,有热情,往往是信仰传播初始效果的体现,但有热情不等于同时拥有分辨力。若要进一步向传播对象解释信仰,需要的首先是真诚的力量,所以在林道静“觉察到卢嘉川是用一种真诚坦率的友谊在向她劝告时,……心里忽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欣喜”。^[11]

　　革命信仰的传播形成深刻的效果,还要仰赖某种有气势的场合或氛围的渲染,即momentum和milieu,这也是产生影响力即might的条件。纪念“三一八”的集会使林道静看到了有组织的群体的革命力量。当她加入人群,特别是听了卢嘉川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又亲身经历了与反动军警的搏斗的时候,她有很多的感想,认识也有了提高。但是,信仰传播产生稳定的效果之前,初信者会经历动摇、反复,狂热与偏激在所难免,怀疑和软弱也属正常。学生运动遭受打击,她的思想感情便集中于为革命“杀身成仁”的“牺牲”情结,却受到卢嘉川的批评。与此同时,卢嘉川在危急关头首次交给她工作任务,给予她关键的信任和鼓励:“将来,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的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那么,你一定会达到目的、达到你的理想的。小林,永远相信我的话——共产主义是扑灭不了的,我们的同志是斩不尽、杀不绝的!”^[12]初信者需要鼓励,需要对信仰的力量的肯定,而坚信者的人格力量比言语传播更能激励初信者。喜欢和钦佩一个人,能使人易于相信他传播的讯息。

　　迄今为止,林道静对革命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革命者卢嘉川的景仰和爱慕,以及摆脱余永泽为她设置的家庭牢笼的强烈愿望。她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还有文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种种迹象表明卢嘉川被捕了,林道静自作主张,趁着黑夜到街上张贴宣传品,终于有了参与革命工作的成就感。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她只有一个念头:“死吧,牺牲的时候到了!”在被推进牢房的时候,她甚至双眼紧闭等待死亡的到来。这一阶段的“信仰”体现在心理上、言语上、行动上,都还是一种冲动,情绪色彩很浓,尚未超越个人的喜好。不超越一己之私,信仰无以升华。

　　(三)信仰实践的锻炼:来自社会底层现实的教育作用

　　文人的感情容易被信仰、理想的传播所激发,但这不等于信仰就有了坚实的根基。信仰超越现实,但其又必须经历严酷现实的考验,才有可能建立在磐石上。信仰传播初步发生之后,头脑里的知识必须转化为心灵上的认同。这在林道静后来的底层经历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党组织营救她,朋友王晓燕一家帮助她逃出北平,逃到定县的乡村小学教书。她又进入了孤独和苦闷的时期,总觉得刚刚找到的革命之路又变得渺茫了,不知往哪里走,直到组织上派来了江华。江华在小说中是一个负有重要革命责任的角色。他不断纠正林道静对革命的不切合实际的浪漫想法,鼓励她多接触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培养实际精神,并使她从血的事实中认识到斗争的残酷。

　　知与行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世上最长的距离。接受了一系列有关信仰的知识(message),看到了行动的榜样(model),并不自动意味着信仰传播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江华走后,由于林道静对革命的道理掌握得不够深入,斗争经验也很有限,而且有些盲目地遵从她心目中的“革命权威”,受叛徒煽动,贸然行动,暴露了身份,不得不再次转移。而这时,一位革命的农村老太太——“姑母”,给了她很深刻的现实教育。“姑母”没有对林道静讲一套套大道理,而是以自己面对失去亲人、生活一贫如洗的窘境仍然从容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感染了她。这是又一个model(榜样),其本身就是讯息,“人即讯息”。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林道静到一户地主家去做家庭教师。作为从来没有下地劳动过的城市知识分子,林道静在联络财主家的底层劳动者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窘迫。“姑母”适时地来看望她,开导她,以浅白的话语而非“阶级分析”理论,更好地使林道静意识到自己和贫苦农民之间的距离。

　　思想的转变往往是从情感开始的。林道静何时开始在情感上与农民认同呢?林道静在亲眼目睹贫苦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后,痛感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残酷。当看到农民在麦收斗争中得到初步胜利,她高兴极了。

　　当然,成长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信仰的传播在致效于言行的过程中,都可能有反复,因为人性自身具有诸多弱点。林道静又犯了老毛病:急切地想用个人的力量帮助农民,无形中再次暴露了自己。但是,当不得不又一次出逃时,她已经比过去成熟了。应该注意的是,正确的信仰可以帮助人们克服人性的弱点,超越个体的局限。在一个人成为成熟的信仰者之前,往往是热情有余,智谋不足。《青春之歌》下一节林道静的狱中生活验证了这一点。

　　(四)苦难对信仰的考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林道静被党组织从农村派回北平,很快又被敌人盯上,被捕入狱。值得一提的是她被捕前和好友王晓燕亲密而恳切的交谈。王晓燕温和善良,但不问政治。她对林道静热衷革命并不理解,也不懂她讲的许多大道理,但当林道静讲到童年时代的伙伴、佃户的女儿黑妮的悲惨遭遇,王晓燕立刻被打动了,从情感层面上认同了林道静对当时黑暗社会的看法。这说明,生动的故事,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常常比抽象枯燥的说教更能感动人。这个道理到今天仍然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入狱后,林道静宁死不屈,被施以酷刑,投入女牢,恰巧和坚强成熟的革命者林红关在一起。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林道静的种种经历都是前奏,她的勇敢很大程度上源自倔强的性情,那么,她人生道路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在国民党监狱里的经历。和以往一样,她受刑之后醒来,就一心想着“死”,杀身成仁,为她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林红以柔和的方式纠正了她。这里应该提到,林红能使林道静产生信任感,除了她外表极其美丽,为人极端热情和善良,还因为她对林道静和另一位小难友俞淑秀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循循善诱的引导和教育。又一个model(榜样)出现了,她的整个存在,包括外表、气质、态度、言行都与她的真理性讯息(message)相契合,故而迸发出巨大的感染力(might)。“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 ^[13] 有一句英文谚语是这样说的,People don’t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人们只有先知道你多么关心他们,才会关注你的广博见识)。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想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首先就要关心群众。推而广之,就人类而言,普遍适用的信仰传播法则就一个字:爱。无私的爱,真心为他人着想的爱,能使人的心扉对信仰敞开,是信仰传播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在卢嘉川和江华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林红和林道静同为女性,又在监狱里朝夕相处,两人有了更多的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在帮助林道静进一步提高革命觉悟的过程中,林红最成功的传播方式是讲故事。林红讲了四年前她的丈夫及其同志们在苏州监狱里视死如归地与敌人斗争的故事。她的口才和启发能力固然对讯息传播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烈士事迹的真实和感人,特别是他们为信仰和事业坚持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林道静。林道静的相关记忆也被激活了,想起卢嘉川曾经对她说过,还没有斗争就先想到死,是不对的。“我们要争取活下来,活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 ^[14] ——林红对她的鼓励,为她和小难友描绘的未来民主国家的美丽图景,都深刻地鼓舞着她,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她进而完全信任林红这样一位“浑身都充满了党性”的同志,因为林红的言行榜样与其信仰高度一致。林红的牺牲使她十分伤心,但也促使她成熟,使她担负起关心和帮助小难友的责任。她们两个人以林红为榜样,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此时,一种超乎讯息(message)和榜样(model)之总和的看不见的力量(might)促成了传播效果的实现。在信仰传播环境条件、心灵土壤合宜的前提下,时机成熟,信仰传播者自身的生命讯息与其话语讯息完美契合,message和model能够被追随者等同起来,往往产生最深刻的影响力(might)。

　　三、研究的启示:建构信仰传播效果理论

　　正确信仰的传播产生效果的过程是复杂、曲折的,绝非一蹴而就,往往经过多次反复,这在以上的个案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在这一过程中,信仰传播效果的达成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我们总结出讯息、榜样、力量共同构成信仰传播产生效果的3M模式,其中的might(力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又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因素,不宜囿于僵硬的界定。

　　《青春之歌》对林道静出狱以后的成长和进步的描写似乎不如前面的部分那么生动有力。但她出狱以后很快就入了党。可以说,从一个谋求个人自由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个为全人类幸福而斗争的共产党员,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正面宣传教育和信仰传播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首先,信仰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要求传播对象的心灵“土壤”有准备。换言之,心理基础和人生经历如果导向宣传者希望实现的目标,传播有效的可能性就大。这是那神秘的、难以界定的might(影响力)产生的条件之一。林道静个性很强,总想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但黑暗的社会只能使她四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给她指明正确的出路,谁就会得到她的信任,她也自然地仰慕这样的人。

　　在上述基础上,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当时是书籍)的作用不可低估。引路人和导师的作用在这时候更加明显:读什么书?如何读这些书?林道静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了卢嘉川,为她选择了革命的、进步的好书。

　　每个人接受一种信仰的动机都可能与他人不同,但最终经受得住各种考验的信仰者形成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又反过来固化每个人的信仰。虽然我们不能过度概括不同个体接受信仰传播的过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信仰的氛围也很重要,可以提供信仰上的精神归属和感情支持。人的革命认识和革命意志毕竟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成型。在结束了孤立无援的苦闷和彷徨时期之后,林道静一直置身于革命同志的圈子里,信仰有了机制(mechanism)的依托。可以说,环境给了她成长的机会,也促使先前革命引路人对她的宣传教育在她心里逐渐升华,成为她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光有言语传播是不够的,行动和参与的地位不可替代。林道静接受了革命道理之后,在斗争实践中思想仍然有反复,曾经多次表现出幼稚之处。这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她热情奔放的性格——一旦认准了一个道理,就一个劲地想进行宣传;遇到困难和挫折,心灵和感情又变得十分软弱。虽然最终理智战胜了感情,但她内心的挣扎和斗争是那么真切。

　　记忆是重要的,对榜样(model)的回忆有时比对讯息(message)的记忆更能坚定信仰的力量(might)。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寒冷的冬天里穿着单薄的衣服,林道静回忆起卢嘉川和林红两位革命引路人。卢嘉川给予了她勇气,正如她写下的诗句:“勇士啊,她拿起了你放下的枪!”林红临牺牲时送给她的红色毛背心则使她回忆起狱中生活的点点滴滴,顿时感到有了力量。

　　总之,《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各种传播方式如何通过环境的影响和实践的锻炼发挥作用,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强有力的传播效果通常是累积的效果,在水滴石穿的过程中,情况也许还会有反复,需要传播者持之以恒,有信心,有耐心,有爱心。同时,信仰传播只有紧密地结合传播对象的具体处境,才能有广泛的感召力。这些特点,在起源于西方的传播学效果理论中都没能得到应有的体现。这是林道静的成长轨迹对传播学理论的启示。

　　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以美国为大本营的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注重“program”和“method”,而今天我们关心的焦点是“people”或“man”。在传播新技术甚嚣尘上的时代,随着时代潮流起伏涨落的人心之潮水暂时淹没了人本主义的礁石,或许使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忘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用人格影响人格,用人心打动人心,才有可能取得传播的最佳效果。“榜样的力量”这一概念可以追本溯源到中国古人的道德思想。传播学有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人们对各种讯息予以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记忆。有“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记忆”就必然有选择性忽略、选择性遗忘。但传播学研究者,乃至其他人文社科学者,常常忘记自己也是普通人,也会对时髦的理论趋之若鹜而“选择性”地忽略和遗忘一些公理性、真理性的认识。本研究可以给“健忘者”一点提醒。

　　本文研究所得到的启示正是以人为中心,“从人心到人心”的传播效果理论。不是简单地用各种“方法”和“节目”取得传播效果,而是造“新人”。在以往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引致“理想传播效果”的三因素:message—model—migh,t亦即3M模式。关于message,毋庸赘言。随后我们又提出mode,l即榜样。提起“榜样”,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宣传工作中特有的“典型报道”,可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此处的“榜样”指的是传播者本身应该是其所传讯息的践行者,或者作为传播讯息来源的人或机构能够推出其理念的实践者,借以服众。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总是希望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报偿。此原理同样适用于传播过程。“思维的经济学”使人力图避免复杂的思想活动而直接从某种现成的榜样身上获得启蒙、激励、教育,并加以仿效。这样一来,与其对人滔滔不绝地灌输某些政策和理念,不如推出能够“图解”复杂理念的人作为示范,所谓“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一遍给我看”。这一过程不仅适用于信仰传播,还可以推广到其他类型的传播。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telling(传讲)—doing(践行)—being(内化)。回顾人类接受各种信仰的历史,都是从一环扣一环、一链接一链的传讲开始,进而见诸行动,然后在行动中加深理解和认识,最终目标则是让信仰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高尚成为自然。

　　这就牵涉到下一个因素:might。Might是什么呢?借用先哲的话,当我们经历它的时候,体验到它的存在;当我们被问及它的定义时,我们说不出来。简言之,它是使message和model对传播对象产生影响力的一种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称为感染力,缺少了它,任你有华丽的辞藻,智慧的修饰,甚至是才貌出众的讯息传递者,传播都不会产生深层次的效果,正像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或许很快发芽,但不久就因缺少深厚的根基而干枯死亡。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开了,你能说明这其中的具体机制吗?同样,动用了包括核磁共振等科技手段在内的方法研究人脑认识机制的心理学家,到现在也无法解释为何人在接受了某些信息后,思维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心灵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前科学的解释力还不足以说明这一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might。

　　综上所述,讯息—榜样—力量是传播产生理想效果的必要因素。为了便于操作,“力量”(might)产生的条件包括但又超越以下几个因素:mindset (受众的倾向,在信仰传播之前受制于个人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milieu(氛围),momentum(气势), mechanism(机制)。这些在《青春之歌》中都得到显著的体现,例如革命青年聚会的盛大场合及“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时代氛围(milieu),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momentum),以及中共党组织对行动者严格要求的纪律(mechanism),都以无形或有形的方式“加固”了信仰和理想传播的效果。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讯息应具有真理性,从而对传播的受众具有长久的感召力。榜样须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欺骗性的。我们的理论适用于正当的、正确的信仰。推而广之,一切正面的传播和教育,也包含本文所揭示的各要素。真的内容、善的意愿、美的形式,这一切虽然不是信仰传播成功的全部因素,但却是必要的因素。

注释:
[1]李云霞:《对抗与消融——从〈青春之歌〉看宏大叙事下的女性话语》,《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李旭琴:《革命与女性的纠结——小说〈青春之歌〉的一种解读》,《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余迅:《寻找精神教父——浅议〈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恋父情结》,《考试》周刊2007年第17期。
[4]周春霞:《出场与缺席间的困惑——论〈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5]刘青:《革命•爱情•知识分子——红色叙事中的〈青春之歌〉》,《电影文学》2007年9月号。
[6]吴翔宇、叶李:《论〈青春之歌〉的成长叙事策略与红色青春想象》,《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7]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见《创作经验漫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63-74页。
[8][9][10][11][12][13][14]杨沫:《青春之歌》,北京: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年,第100、103-104、110-111、115、174、373-374、380页。

责任编辑:丁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