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比较新闻学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建构了比较研究的价值观、思维逻辑、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体系。文章从七个方面论述该领域的新趋势，包括比较研究的范式、媒介体制去模式化、新闻记者角色认知去西方化、多元化与同质化的新闻报道、全球媒体的跨文化实践、新技术与新闻生产、全球媒介伦理等。比较新闻研究的核心目标就是解释各种情境因素如何作用于新闻实践，表现并理解人类传播活动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比较新闻学/问题/比较方法

　　作者：单波 林莉

　　作者简介：单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新闻学、跨文化传播研究；林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近十多年来，由全球化、网络化引发的全球媒介转型成了引人注目的话题。各类不同程度的媒介转型引发研究者强烈的追问：商业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是否会导致全球趋同？新闻商业模式的变迁会对民主产生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专业主义才能够服务于不同的社会？是否存在一套普遍的媒介伦理规范？跨国新闻实践如何适应不同文化、政治、经济的需要，实现全球对话？本文所关心的是，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比较新闻学发生了哪些变化？为此，本文以2011-2015年的英文文献为对象展开分析。

　　本文界定的比较新闻研究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新闻理念或新闻实践的比较，比较的对象需要具备以下两个要素：第一，新闻学中核心概念、理念或实践；第二，受到宏观层面(政治体制、市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世界格局等因素)影响而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相似性或差异性。以此筛选出69篇比较新闻学文献。这些文献在问题、概念、方法、观点和框架上都具有明显的创新精神及批判意识，表现出比较新闻学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一 比较新闻研究的范式

　　比较新闻学/比较媒介研究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反对不加反思地将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理论直接运用到另一文化中，默认理论的纯粹普遍主义观( universalism)，同样也反对过分强调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从而封闭与其他文化对话的可能。

　　怎样才算作比较研究呢？一个奉为经典的回答来自艾德斯坦(A.Edelstein)，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某项共同行为的比较就是比较研究”[1]。布鲁姆勒(J.G.Blumler)等人随后扩展这一定义，认为“当比较对象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地理或历史(空间或时间)所决定的不同系统时，才算是比较研究”[2]。如今，这种强调共同或差异的比较研究走向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表述，埃瑟(Frank Esser)和汉尼茨(Thomas Hanitzsch)认为，比较研究至少包括两个对象的比较，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受到宏观层面(体制、文化、市场等)影响，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领域既有理论框架中的要素，比较分析必须置于某一理论框架中，必须阐明情境因素如何造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3]。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言论，例如，曼奇尼(P.Mancini)和哈林(D.C.Hallin)提出“将情境的作用理论化，正是比较分析的全部意义”[4]。在这里“情境”弱化了比较的化约风险和绝对化风险，凸显了比较的丰富性与相对性，表现出比较的后现代意义，即走出自我中心，走向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