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From Destructive to Constructive, the Evolution of Cheng Shewo's Comments Style

　　【作者简介】陈龙，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州　510632）。

　　【内容提要】成舍我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新闻实业家和新闻教育家。在78年的新闻职业活动过程中，成舍我共发表了200余篇评论文章。随着社会时局和个人遭遇的变化，其评论风格从大陆时期的尖锐辛辣到着眼建设，再到香港时期的片面偏激，最后到台湾时期的成熟持重。这种从破到立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成舍我对现实的理解和心境的成熟。

　　【关 键 词】成舍我 评论 风格

　　【编 者 按】为鼓励更多年轻的研究生投身于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本期开始，本刊开设新栏目“硕博园地”，专门刊登来稿中优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习作。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比较稚嫩，研究视野亦有一定局限性；但青年学人主动研究的意识和勇气，却是本刊希望积极推广的。

　　提起成舍我，不少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实业家和新闻教育家，创办有“世界报系”、上海《立报》、香港《立报》、《自由人》半周刊、《小世界》周刊、台湾《立报》等报刊，开办有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界新闻职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世新大学）。其实，成舍我不但善于经营擘划和兴学育才，还是一个产量颇丰的新闻评论家。从16岁向《民岩报》投出第一篇稿件开始，[1]在78年的新闻职业活动中，成舍我发表的各类文章也数量颇丰，共计近300篇，[2]其中评论文章不在少数。就其评论风格来看，可以将他的评论文章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大陆时期（1913～1949年）

　　成舍我平日“喜读报、好议论”，年仅16岁就被安庆《民岩报》正式聘为外勤记者，自此正式开始其新闻记者及职业报人的生涯。[3]在1913年至1923年期间，成舍我在《民岩报》、《健报》、《民国日报》、《益世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逐渐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评判标准、尖锐辛辣、破坏性强的评论风格。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的状况，让成舍我感到“当时社会上的坏人坏事太多了，觉得只要参加革命，就能铲除‘坏人’、‘坏事’。”[4]正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时年15岁的成舍我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来改组为国民党），并打算投身革命党成立的青年军，但最终因父亲的劝阻未果。成舍我认为，最有效的报国方法，就是从军参加革命。从军未能如愿，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当一名新闻记者，期以“万钧之笔力，以达报效国家之目的”。在中华革命党同志和王新命等进步报人的影响下，成舍我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当时盛行的革命思想就是通过刺杀、暴动等较为激进的手法，实现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要由乱到治，由破到立。这就使得成舍我对军阀和袁党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意识，并多次参加反袁秘密活动。这种思想倾向反映到文字上，就形成了其尖锐辛辣、破坏性强的评论风格。这一评论风格最早可见于成舍我在任职《民国日报》时期发表大量短评中，在这些短评中成舍我于嬉笑怒骂中声讨逆流，他讽刺当时政客“多以国事为儿戏矣”，呼吁民众审时度势，“国民至今日，尚有忍辱含垢，偷安假息者乎？义师至今日，尚有弯弓盘马，徘徊顾忌者乎？吾愿下转语，惟知今日为差别人畜之日耳，人乎畜乎，惟君自择之。”号召民众对复辟乱党“磨刀以待之”，其言辞不可谓不激进。最能反映成舍我这一时期评论风格的，就是他在《益世报》上发表的《安福与强盗》一文。在文中，成舍我用激烈的言辞、辛辣的笔触对安福俱乐部的政客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他将安福俱乐部讽喻为“强盗窟宅”，抨击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只有饭碗，只要自己那一窝子有金钱、有饭碗，他们便不问国亡也好，种灭也好”，告知民众“他们得意的时候，便是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生平最大得意的时候，那么便是我们宣告死刑的时候了。”应该“大家起来，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窟宅”[5]这样的言论自然是为权贵所不容的，刊载后的第二天京师警备总司令部即以“煽动军队、鼓荡风潮”罪，查封《益世报》，并逮捕了刚刚从通县家中乘车返回报馆的该报总编潘云超，成因为不在报馆而幸免，这是少年成舍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仗义执言、忤逆权贵的代价。

　　1923年，成舍我因《益世报》的上级主管擅自删改他撰写的社论以讨好军阀，愤然辞职，用《益世报》总编辑职务最后几个月薪俸二百元大洋，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相继创办“世界报系”、《民生报》、《立报》，从一名新闻从业者变为报馆经营者。起初，成舍我仍坚持其敢言、尖锐的言论风格，于1925年3月19日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矛头直指当时权倾一时的段祺瑞政府，谴责段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提出了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的三项要求。但是随后发生的成舍我因1926年8月6日在北京《世界日报》上以大字黑色标题刊登林白水被杀消息，于次日被军阀张宗昌手下抓捕、险被枪毙一事，使得成舍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在幸免于难后，旋离京赴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深居韬晦、收敛锋芒，不再发表讽刺性的评论文章。

　　1928年5月3日，日军突然入侵济南，制造了举国震惊的“济南惨案”。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成舍我重拾新闻评论这一武器，一改过去摇摆模棱之态度，坚持抗日救亡、反对不抵抗的言论方针，为中国抗战铸造“纸弹”。1928年至1930年期间，成舍我的评论一改过去的尖锐辛辣，形成了重视说理、循循善诱的风格，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告诫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危害所在，号召全国上下一致抗日，拯救民族危亡。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之后，成舍我在《世界日报》上发表《吾人将何以自处》一文，批评政府当局，在“日本军长驱直入占我山东破国亡家之祸，逼人而来”的时候，仍“欲以人道公理空洞之名词与之交涉”的举措失当。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指出日本入侵济南城之理由的荒谬，“今次之事，日人再三言之，其处置为不得已。夫所谓不得已者，保日侨耳。南北政府，对于此点，已迭次声明，必可尽保护之责，而日本悍然不顾，必荷枪驶舰，长驱而入中国，不知扬汤止沸，适其反矣。世有率军人入人之国，而谓为不得已者。不知天地间何以有此种理由？……济南城市，与日侨所居商埠无关，而亦占领之。此亦为不得已耶？”最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向望吾人不统一，无统一之政府。而后彼挑拨离间，可于中取渔翁之利”的野心。[6]在同日发表的《国人应速下决心》一文中，成舍我再次运用大量的事实，告诫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危害，“我虽隐忍，而彼方且咄咄逼人，占领济南，霸据胶济铁路，更进一步沿津浦路向南进攻，一若中国为其征服地者。”“日日言亲善，吾人所受亲善之益者，将来盖不止济南成邱墟，济人无唯类已也。”

　　1930年之后，成舍我的评论风格再次发生变化，开始注重批评策略，重点着眼建设，由“破”为“立”。这一重大转变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1930年春，成舍我与程沧波赴欧美考察游历，期间他认真考察了各国著名报纸，深刻感受到了报纸对于民众启蒙和国家发展的作用，自此成舍我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新闻报国”、“办报救国”之上，致力于实现自己建立报业托拉斯的理想，开始着眼建设。二是少年时期成舍我的评论文章求“破”，是因为他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的状况深感不满，希望通过言论的力量号召革命、号召破坏，以破求立，换来一个真正统一、强大的国家。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让成舍我看到了实现抱负的希望。随着办报事业的发展，成舍我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虽然他曾在1927年因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党员必须重新登记，“以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为理由，“不往登记，自动放弃（国民党）党籍”[7]，以及1934年因南京《民生报》报道彭学沛贪污案与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发生矛盾，但是成舍我在1938年、1940年、1942年三次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连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加上蒋介石的青睐有加和多次约见，与国民党潘公展、程沧波等诸多要人过从密切，使得他的立场日益倾向国民党政府，其报纸多次接受国民党的津贴，在创办香港《立报》时因政见问题与自己一向欣赏的但政治上亲共的经理萨空了分手就是明证。政治立场的变化，使得成舍我一改过去锋芒毕露、措辞尖锐的评论风格，开始注重批评策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言论为批评对象所接受。因此虽然成舍我对国民党政府时有批评，但总的来说是“小骂大帮忙”，不至于让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三是成舍我深感锋芒毕露的评论文章，虽然写来、读来都是酣畅淋漓，能够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但这种文章不但对自己的人生安全和事业发展毫无好处，对于被讽刺对象来说也只会令他们恼羞成怒，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民生报》因揭露汪精卫的部下、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等事未果，而报馆被封，成舍我被抓一事就是明证。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成舍我自此收敛锋芒，敢发忠言逆耳之声，但不为冷嘲热讽之事，以期自己的意见可以被政府当局所采纳，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在1934年1月11日发表《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报学琐谈之六》一文中，成舍我以“美国总统罗斯福氏以报纸不能极陈其过失为憾”，批评“吾国当局，唯钳制报纸，不使有所非议者。”[8]在《国难期间政府与报纸——报学琐谈之八》一文中，成舍我对罗斯福要求政府与报纸善意合作的举措表示赞赏，呼吁国民党当局予以效仿。从这些文章的措辞和内容都不难看出，这些文章都名为“批评”，实为“帮助”。在之后发表的《报纸救国》、《“纸弹”亦可歼敌》、《我们需要平价报》、《〈新闻记者法〉应速设法补救》、《报纸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等评论中，成舍我不再纠缠于就某一问题对政府提出批评，而是就自己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如在《“纸弹”亦可歼敌》一文中，成舍我向当局建议“创办一个足供五千万人阅读的报纸”，将抗战纲领“集中全力普及到全国民众”，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即“工具器材应求简便”、“如何统一？如何普及？”、“分期举办力求撙节”、“初期试办需时三月”，[9]充分显示了成舍我的评论风格从“破坏”转向“建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