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国外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以来，欧洲学者们运用认知科学和先进设备不断设计出种种实验和方法。本文简述了十数种常见方法及其适用范围，讨论其优缺点，积极推荐“数法并用”的策略。当今认知翻译学当走“上勾下联”之路，即立足于翻译学，既要向上发展进入到“形而上”理论层面；也应向下联通，进入到“形而下”实验层面。只有真正实现“三合一”目标，才能大力推进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建设，尽早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

　　【关 键 词】认知翻译学/翻译过程/翻译能力/实验方法/上勾下联

　　【作者简介】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义学，英汉语对比研究，语言哲学。

　　1.引言

　　自从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第四转向，迈入后现代时期（王寅，2012），科学技术和软件开发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其方法也辐射到语言学和翻译学界。加之，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眼中，“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大致一样，当用现代科技实验来验证有关语言和心理在头脑中运作的过程和方法，他们所谈论的“认知翻译学”也与此相仿，应当探索如何将先进的科技设备和软件运用于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的实验和数据分析上。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欧洲等地建立了研究“翻译过程”的机构和所立科研项目主要有：

　　（1）丹麦的CRITT（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2）挪威的EXPERTISE（Expert Probing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es）；

　　（3）巴西的UFMG（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LETRA（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ation in Translation）；

　　（4）EYE-TO-IT欧洲项目，主要参与者来自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将EEG、Eye Tracking、Keystroke Logging三项技术结合起来研究翻译背后的认知机制，Lachaud（2011：131-154）对其作出了论述；

　　（5）西班牙的PACTE（Expertise and Environment in Translation翻译能力和评价习得过程）；

　　（6）奥地利的TransComp（Translation Competence）、等（2008）、（2009）追踪一组学生数年的翻译过程，且与专家译者对比；

　　（7）瑞士的CTP（Capture Translation Process）。

　　本文拟简述译界常用的十数种实验方法及其优缺点，以飨读者。

　　2.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

　　2.1　翻译过程

　　任何行为都有“过程”和“结果”之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终极产品。过往翻译研究大多落在“译文结果”上，注重分析、对比、评价译文，而忽视了译文产生的过程，这一缺陷近年来得到了扭转。20世纪80年代，Kritgs（1986）、Gerloff（1986）、（1986）、（1989）等在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现代实验设备和计算机软件）的影响下提出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Translation Process）”，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在翻译活动中的思维过程。显然，这一研究新范式跳出传统思路，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意识。

　　杨自俭和刘学云（1994）曾指出，翻译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译者的这种特殊思维活动的规律。根据Gile（1995）和Ruiz等（2007）的观点，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译出语理解；（2）译入语生成；（3）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目前，译界主要运用诸如“出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控制实验法（Controlled Experiment）”、“学生-专家对比法（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等来发现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规律，为认知翻译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1995年在捷克的布拉格召开了第九届“Cognitive Proc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口笔译认知过程）”国际研讨会，两年后由Danks等人（1997）主编出版了同名论文集，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口笔译时的心智运作过程，这标志“翻译与认知”的跨学科研究（又叫“学科整合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学科漫游Disciplinary Nomadism”）正式开始，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关注人们在翻译时心智运作的方式，这就是方梦之先生所说的“翻译的认知转向”之滥觞。这一新兴跨学科的出场，既推动翻译理论的建设，也为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开拓了新领地。

　　Tirkkonon-Condit（2000）出版了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Alves（2003）出版了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Gopferich等（2008）出版了Looking at Eyes：Eye 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Shreve和Angelone（2010）出版了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等等，它们都对认知翻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Monash大学召开的第三届IATIS会议，主题之一为“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翻译的认知探索）”详细讨论了如何运用先进设备来设计实验、收集数据、论述翻译过程，进一步推动了认知翻译学的实证性研究。

　　我国学者张泽乾（1988）分别从语言学和信息论角度论述了翻译过程，且重点分析了美国著名翻译家Nida翻译模式中“分析、传译、重构”的心智加工过程。蒋素华（1998）介绍了德国学者Lorscher（1991）运用心理语言学方法研究翻译过程的观点，文中也述及了TAP方法（参见下文）。颜林海（2008）在其专著中也专辟一节论述了翻译过程的国外研究简史。

　　2.2　翻译能力及其习得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Toury（1995）和Shreve（1997）等提出的“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翻译能力进化）”，以及Chesterman（2000）提出的“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发展翻译能力）”的议题，使得“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简称TC）”，如同“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交际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一样，再次受到翻译学界的密切关注。由西班牙学者Beeby、Fernández、Fox、Albir、Kuznik、Neunzig、Rodríguez、Romero、Wimmer等组成的“PACTE Group（翻译能力和评价习得过程小组）”，以及Orozco（2000）、Gopferich（2009）将“翻译过程”与“语言习得”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翻译能力习得”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该议题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