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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成果介绍(中)
2018年03月06日 15: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社科院语言所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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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专门冠以“近代汉语”的语法研究的论著不多见,但研究内容涉及近代汉语的成果很多。这里主要介绍一些代表性论著,同时有的会放在语法化、词汇化等其他部分专门介绍。

  3.1专著

  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在2005版的基础上修订幅度多达三分之一左右。该书对近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介绍,其中语法部分详细梳理和分析了近代汉语时期语法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并对诸家多个角度、多种方法的研究一一加以述评,在评述的过程中融入作者本人的近代汉语研究成果。此书定位为研究生教材,但也处处反映出作者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而且在修订本中,作者原先的一些看法有所改变,集中反映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最新动态。

  张家合的《汉语程度副词历史演变的多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结合词汇化、语法化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历史汉语中的程度副词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详细考察了程度副词的面貌、特征及组合功能,对其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探讨和研究。通过对几组颇具特色的程度副词的“个案”研究,文章总结了程度副词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探讨了汉语程度副词的形成条件以及程度副词与人类认知的关系。

  3.2重要论文

  本年度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一些特有构式的历史演变加以考察,二是探索相关的语义变化或语法范畴的产生与发展,三是对一些重要虚词的来龙去脉加以探索。

  (1)构式的历时研究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张谊生的《试论“有加”的附缀化与“X有加”的构式化》(《中国语文》2017年第3期)指出,“有加”经历了从跨层短语到施与动词、从动词谓语到后补附加、从参与类推到组建构式三个阶段。从晚唐到明清,随着“X有加”进一步定型,动词“有加”开始逐渐向后附缀转化。

  徐式婧的《汉语条件句的构式化和历时演变》(《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3期)从类型学与构式化视角出发,提出汉语条件句“并列构式>次级并列构式>主从构式”的演变模式,并解释其动因与人们逻辑关系意识和小句融合紧密相关。

  此类文章还有杨黎黎的《两种不同的词汇构式化的结果——以“免X”和“难X”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2期)、张秀松的《“(真)有PN的”构式的共时特征与历时形成》(《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王晓辉的《程度评价构式“X没得说”研究》(《语言研究》2017年第4期)、张庆冰的《〈祖堂集〉“V+却”情状类型研究》(《语言研究》2017年第4期)、袁健惠的《汉语史中“V于/在L”和“VL”结构的交替演变及其原因》(《语文研究》2017年第2期)、李思旭的《“X不成”的历时演变及相关问题》(《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等。

  (2)以近代汉语语法现象为依据,探索语义演变模式。董正存的《汉语中约量到可能认识情态的语义演变———以“多半”为例》(《中国语文》2017年第1期)以近代汉语时期“多半”的语义演变为例,论证了汉语中存在着“约量>可能认识情态”的语义演变序列,认为汉语的约量范畴与可能认识情态范畴之间存在着语义衍生规律,可能认识情态用法直接由约量用法发展而来;“多半”前名词性成分NP内部语义结构的变化使得“多半”得以发生语义演变,隐喻在其演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浩瑜、杨荣祥的《关于汉语处置介词语法化的几个问题》(《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2期)指出,因处置介词“以”“持”“取”“捉”“将”“把”各自的词义、进入连动的限制与语法化路线不同,导致它们语法化的程度和结果也不一样。处置介词“把”唐代才产生,但一开始就直接由动词语法化为狭义处置式,并很快发展成为强势处置式。汤传扬的《程度补语“紧”“很”的历史与现状》(《汉语学报》2017年第2期)通过考察近代文献与汉语方言的分布,提出“紧”作程度补语在明末清初达到鼎盛,现代汉语阶段只保留在南方个别方言点;“很(狠)”作程度补语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向北向西扩散。此类文章还有董秀芳的《从比较选择到建议——兼论成分隐含到语义演变中的作用》(《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刘璐和陈前瑞的《“V得(O)”从动相到能性的语义演变》(《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马贝加、王倩的《句子推理意义变化与词的意义、功能变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等。

  (3)在虚词研究中,不少成果从历时演变的视角出发对近代汉语虚词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考察。杨永龙的《词音变化与构式省缩——禁止词“别”的产生路径补说》(《中国语文》2017年第6期)在前人基础上重新考察了明清以来北方汉语中常见的表禁止的否定副词“别”。对“别”的来源和产生途径以往有多种看法,该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综合考察历史语料和语音变化,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别”的产生途径可能是“不要”变音为“别要”,然后省缩为“别”。其完整过程经历三个阶段:(i)词汇化:从“不”“要”连用,词汇化为表禁止的“不要”;(ii)词音变化:“不要”变读为“别要”(“别-”是“不-”的变音);(iii)省缩:“别要”省缩为“别”。

  孙品健的《近代汉语的受益介词系统》(《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系统考察了近代汉语的受益介词。文章指出:唐宋受益介词从“为”、“与”持平转变为“与”字主导。元代由“与”主导,新增“替”。明代由“与”“替”主导,新增“和”;北方汉语主要用“替”,南方汉语主要用“与”,“和”只见于北方汉语。清代由“替”“给”主导,“与”已衰落;北方汉语“替”“给”持平,南方汉语“替”字独大,“与”的衰落北慢南快。

  虚词研究的重要文章还有张言军、 唐贤清的《概数助词“许”的历时发展及其衰落动因考察》(《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1期),王长武的《“可不”来源考》(《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3期),谢晓明、左双菊的《显著事件的认知分化及其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以“期期”的演化为例》(《语言研究》2017年第1期),朱怀、范桂娟的《“但是”的来源及演化过程》(《语言研究》2017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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