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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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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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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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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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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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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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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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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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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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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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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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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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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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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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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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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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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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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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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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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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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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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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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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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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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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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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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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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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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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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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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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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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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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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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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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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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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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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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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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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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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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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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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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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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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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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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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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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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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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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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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目的、原则与规则
2017年10月16日 09:40 来源:《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作者:秦前红 石泽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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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需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中文关键字】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法;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正当法律程序;程序性控制

  【全文】

  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要求“做好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重点立法工作”;次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草案)》。此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后文称《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具体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也要求“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这里的“自身的监督制约”应该理解为对监察委员会本身的监督制约,而不是监察委员会自己监督自己。[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这要求在明晰调查活动的程序和属性基础上,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法治层面准确把握立法目的、明确规定立法原则和科学制定具体条款,从而针对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形成一整套专门有效的法律规制体系。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纳入法治轨道

  (一)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接受法律规制之必然

  只要构成实际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该原则可作程序性和实质性之二分。[4]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在不同时期有许多经典表述[5];我国《宪法》虽未明确提出该原则,但多次表达了类似意思,表述方式主要有直接规定(如第37条第2款)、授权(如“依法律规定”)或宣告(如“禁止非法剥夺或限制”)等。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将人权的存在形态划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法定人权是应有人权的法律化,也就是说,用宪法和法律将人理应享有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实有人权则是“人们实际能够享受得到的权利”[6]。“实有人权”之提出或因即便有“权利救济权”[7]仍难确保凡宪法规定之基本权利均得以实现;此外,除宪法之外,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总之,至少在限制“实际基本权利”时,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基本要求。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强制措施涉及限制实际基本权利,应接受正当法律程序规制。《决定》指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冻结、查封和扣押限制财产权利,留置限制人身权利,搜查同时涉及这两种权利;全面改革或将延续这些设置。在我国,人身自由等权利十分特殊,《立法法》第8条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纳入法律保留事项,又在第9条中规定该事项不得授权立法。对这些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进行程序性控制,才可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份不等于有罪,接受特定强制措施也不等于限制其他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并以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有类似表述。[8]可见,1.接受调查后、判决生效前,被调查人即使接受了调查或涉嫌违法犯罪,仍应被“平等”对待;2.接受调查前(如监督期间)亦如此;3.调查活动强制措施不得超越规定的限制程度,更不能突破规定的权利类别。

  我国《人民警察法》、《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也对于强制措施(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规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包括审批条件和程序、期限问题以及执行操作问题等。尽管监察委员会调查对象有一定特殊性,但是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职权本即转隶自人民检察院的背景下,既然后者侦查活动接受了这些限制,前者调查活动唯有“变”和“不变”两种路径:第一,“不变”,

“中国语境下哲学与语言学的对话”研讨会综述
2018年05月27日 23: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宝祥 段文华 字号
所属学科: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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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主办,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承办的“中国语境下哲学与语言学的对话”研讨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顺利举行。

  研讨会分两个专场。上午的哲学专场,由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金立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黄华新教授致开幕词。下午的语言学专场,由浙江大学中文系李旭平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当代语言学》主编胡建华研究员总结发言。

  哲学、语言学领域的多位资深专家学者做了会议演讲。哲学专场的演讲者有:北京大学陈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晋荣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邹崇理研究员、河北大学张燕京教授、中山大学熊明辉教授、清华大学王路教授。语言学专场的演讲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研究员,西南大学杜世洪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曰国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李行德教授。来自浙江大学和其他高校哲学、语言学专业的师生以及哲学、语言学的爱好者与会。研讨会紧凑有序,现场气氛热烈活泼。

  哲学专场伊始,金立教授就提到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从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而此次会议就是希望在哲学和语言学的互动基础上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黄华新教授在开幕词中,简单讲述了研讨会的缘由以及浙大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希望与会人员支持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

  陈波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语言和意义的社会构建论”。他质疑克里普卡的名称理论,认为该理论假定了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先验的指称联系。他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意义源自人与世界的偶然交互、人与人的社会交互;语言的意义与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和长期的交流相关;语义知识是经验知识的浓缩,源于语言共同体对语言的使用;语言和意义在语言共同体的交流实践中发生快速或缓慢的变化。

  晋荣东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句子的观念与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他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如亚氏那般清晰的概念,所以更不可能有明确的句子观念,这直接导致中国古代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三段论理论以及类似的逻辑研究,但中国古代有“隐含的句子观念”,有其他的关于推理、论证的规范性研究,如日常论证、外交游说、伦理论辩等等。

  邹崇理研究员的演讲题目是“基于CCG的汉语树库面临的困境”。他首先介绍了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时代背景和使用价值,说明了基于CCG分析的汉语树库的主要特征——面向真实文本和个案个例、大词库、多样的语义表征。他也分析了树库匹配语义的困境:句法与语义不对称问题的大量存在、汉语名词短语量化特征的复杂性、汉语动词短语时态和时体特征的混合。

  张燕京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弗雷格的逻辑分析方法”。他首先介绍了弗雷格的函数—自变元理论,其次讨论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分,指出它们同属于语言的意谓层。

  熊明辉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孟子的政治论证策略”。他从“为何辩”“跟谁辩”“辩什么”“如何辩”一层一层慢慢递进,抽象出孟子的论辩过程,借用论辩策略框架理论,用形式化的方式刻画了这种论辩过程,从而揭示了孟子的“辩之道”。

  王路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语言、涵义与意谓——谈谈逻辑、语言和哲学”。王教授的观点很明确——“有什么样的逻辑,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如果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那么哲学就是关于“是”的哲学;如果是弗雷格式的逻辑,那么哲学就是关于“真”的哲学。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贯穿了逻辑的变化,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

作者简介

姓名:吴宝祥 段文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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