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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汉语词义变迁及其翻译之认知探索
2021年04月29日 15:01 来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乐国斌 于洁 字号
2021年04月29日 15:01
来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作者:乐国斌 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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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语言的变化涉及语汇、语法和语音三方面,其中语汇和人们生活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因而最容易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变化。语汇和词义往往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萌发、发展、消亡,而当代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语汇的变化。根据认知学的图式理论和关联理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审察源语语汇的图式,分析该图式可能允准的不同例示,并根据语言使用事件的语境找出具有最佳关联的目的语例示,最终得出合宜的译文。

  关键词:词义变迁;网络环境;翻译;图式理论;认知

  作者简介:乐国斌,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于洁,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有意误译中的译者主体中心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7YBA327);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译介策略研究——以怀化市侗族、苗族为例”(项目编号:XSP19YBC051);怀化学院一般科研项目“有意误译中的译者主体中心主义探索”(项目编号:HHUY2017-3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汉语词义变迁概述

  世间万物永远在运动、变化和发展,语言亦不例外。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易察觉,但是经年累月,其变化就大有可观。语言的变化还因地域而异,即使是在同一时代,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的表现也大相径庭。这正像汉朝哲学家王充所总结的那样:“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吕叔湘 1998:69)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很少有双音词,而汉语在历时的演变过程中呈现了一个主要趋势,那就是语词多音化 (或者复音化) (王宁, 等 1996;吕叔湘 1998) 。伴随着多音化这一趋势,现代汉语的词义普遍收窄。例如:古汉语中的不少单音词到了现代汉语必须复音化以明确词义,如“道”,变成“道路”“道理”“道德”“门道”等双音节词,分别明确各个义项。这一方面说明古汉语词汇的表述力在现代弱化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汉语的表述变得更为精确了。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汇、语法和语音三方面,其中语汇和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最容易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变化。语汇和词义往往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萌发、发展,乃至消亡,而当代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加剧了语汇的变化。在现今的汉语里,“托儿”不仅仅是某物件下面的支撑部分,而且成了骗局帮凶的代名词,“粉丝”不只是食物,而且指代追星族,“拍砖”成了提意见,“顶”有了支持的含义,“举个爪”就是举手,“火星”成了老旧过时的代名词,“挖坟”表示网上回复老帖子,“打酱油”表示“不关我事”,“吃瓜”则表示“旁观”。同样,随着社会生活的推演,一些语汇也渐渐淡出常用语汇的范畴。例如:“菽”在古文中是豆类的总称,在现代汉语中被“豆”取代;“蒹”和“葭”在古文中分别指代“未长穗的芦苇”和“初生的芦苇”,在现代汉语中几近消失。

  任何语言的语汇对于概念或事物而言是能指,其对应的概念或事务是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非天成,而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形成的,因此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而变。当然,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变化并不能任意转变。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能指还是所指发生变化,它们之间新的关系往往和原有的关系相近或者相关,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字学中被称作“引申”。传统的汉语研究认为汉语词义的引申变化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王力 2015;沈家煊 2004) 。第一种是词义的扩大,即概念外延的扩大,例如:“鸣”在古代专指鸟叫(《说文》:“鸣,鸟声也。”),后来“鸣”的概念外延扩大到兽类和虫类 (鹿鸣、马鸣、蝉鸣等) 。第二种是词义的缩小,即概念外延的缩小,例如:“谷”在古代是谷物的总称,现在却只指稻子的果实。第三种是词义的转移,这往往是词的概念外延词义连续扩大或缩小的结果,犹如蚕化蛹、蛹变蛾。例如:“穷”在古代表示“尽”“尽头”“追究到底”,到现代却成了“富”的反义词。

  2. 网络环境下汉语词义变迁对译者的挑战

  《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我国语言服务企业中译外工作量占比首次超过外译中,达54.4%(人民日报2015-5-26)。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认为,我国的翻译服务业自2011年有一个转向,之前是输入型的,后来转为输出型的。外译中的工作仍会持续,但是,中译外多于外译中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黄友义 2017)。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翻译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构建中华文化的有效路径。“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一种国家战略,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不仅依靠阳春白雪式的文化翻译传播,更需要通过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信息互动。相较于语法和语音, 语汇和人们的生活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语汇的翻译往往渗透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代表着翻译在广泛文化层面扮演的角色。网络上的语汇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词汇,是社会生活变化的自然产物,其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在传递信息、构建源语社会文化形象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吴波2017:85) 。

  计算机和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语言;网络让语言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变革。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各行各业的人群以个性化的方式直抒己见,而较少顾忌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语言规约。一部分突破常规表达方式和传统语义规约的语汇通过网络被快速地复制和传播,成为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的宠词。有些流行词是在现有词语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例如:凉凉 (失望、完了、输了)、戏精(用来指代那种很会给自己加戏、做作的人)、尬聊(气氛尴尬的聊天)等。有些流行词是根据汉语的谐音或者错别字而仿造出来的,例如:墙裂(强烈、极力)、吃枣药丸(迟早要玩)、神马(什么)、虾米(什么,来自闽南语发音)、挽尊(网上回帖帮助楼主挽回尊严,源自灵堂专设词语“挽”、“奠”)等。还有些流行词利用英语词汇或者数字的汉语谐音来表示某种特定的含义,如:狗带(go die)、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88(拜拜)、9494(就是就是)、520(我爱你)等。

  网络语言不仅反映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强的时代性。但凡生活中新出现的事物、现象、观念都可能很快地映射到网络语言中。比如,“绿色”原本只是一个颜色词,如今其概念外延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行业。由它组合而成的词语从之前的“绿色植物”到现在包含“环保”意义的系列词语: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服务、绿色管理、绿色医疗、绿色化肥、绿色家电、绿色包装、绿色设计、绿色开发、绿色GDP等。

  网络环境中词义的变迁导致汉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发生改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郢书燕说,以讹传讹,曲解原文的含义。受制于词义的变迁,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空间可能变得更为有限,这是因为译者一方面需要细察并确定源语语汇的具体涵义,另一方面需要找到对应的英语表达方式。如果译者不能把握上述词语的语义变迁,就可能与原文的意思南辕北辙。

  3. 网络环境中语义变迁的图式关系及翻译策略

  3.1 图式理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图式 (schema) 的概念最早由康德 (Immanuel Kant) 于19世纪提出,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 (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 沿用了康德的概念并让它衍生了新意。巴特利特 (Bartlett) 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的反应或经验的积极的组合”, 并提出了用于研究阅读心理的图式概念 (周笃宝 2002:86) 。通过实验, 巴特利特提出了图式用于语言理解的基本原则:人们从记忆中激活已有的知识结构来填补语篇中未明示的细节, 最终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语篇。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Jean Piaget) 则认为图式“是认知或智能结构”, 人们借助这些结构来认知、适应乃至改造环境 (周笃宝 2002:86) 。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图式 (先验知识) 被用于语言理解和语篇解读的研究, 图式理论逐渐形成。Jack C. Richards et al. (2005:603-604) 主编的《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给出的定义是:the theory that in comprehending language people activate relevant schemata allowing them to process new experience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人们在理解语言的过程中激活相关的图式来快速、高效地协助处理和阐释新经历的理论) 。

  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以图式库 (schemata, schema的复数形式) 的形式储存大脑的长期记忆中。图式库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参考信息的储存系统, 它把个人的知识经验分门别类地储存在大脑中。新信息进入大脑后, 要么在大脑的图式库中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 (即新的图式) , 要么被归入已有的同类型的图式 (Jack C. Richards et al. 2005:603-604) 。随着大脑接受的新信息不断增加, 不同门类和不同层次的各种图式群就形成了。这些图式群相互链接, 久而久之就会在长时记忆中形成一个庞大的立体知识系统。根据图式理论, 图式主要涉及结构图式 (structure schema) 和内容图式 (content schema) 。结构图式 (亦被称作“形式图式”) 是指读者或译者对文章结构、修辞方面的知识, 包括文字符号、语音、词汇、句法和语意结构等;内容图式是指读者或译者对文章内容、范围的有关背景知识, 包括文化知识、语用知识和专业知识等。

  3.2 词义变迁的图式关系及翻译策略

  第二代认知科学以涉身认知观 (embodied cognition) 为其理论核心, 强调认知基于身体经验。在Langacker等提出的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模式中, 图式 (schema) 、例示 (instance) 和语言使用事件 (usage event) 相互作用, 如图1所示 (谭业升 2013:60-61) 。

 

  图1. 图示、例示和语言使用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

  如图1所示, 语言知识的记忆中既有抽象的图式, 也有具体的例示。有些知识之间会形成一个“图式-例示”的层级:一个图式可以有多个层级的例示, 上级图式是下级图式更抽象的概括, 而下级图式是上级图式的例示, 如此延伸直至具体的语言使用。每个语言使用事件中, 语言的使用可能是图式允准 (sanction) 的例示, 也可能是对图式修改后的例示。这是因为一个图式可能有不同的例示, 而一个例示也可能呈现不同的图式。对于图式和例示的关系, 学界的分析和指称亦有殊异, 例如, 王斌 (2015:29-33) 就将其类比为我国易学中的“道” (概念图式) 和“器” (例示) , 并解释说同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现象 (图式) 可以用不同的具象或具象视角关系 (例示) 来呈现, 即“一道多器”;而同一种具象或具象关系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或现象, 即“一器多道”。

  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 人们一旦听到或者看到某个词语就会激发某个词义/语义检测单元 (logogen) , 而该词义检测单元和其他词义检测单元以并行或协同的方式促成理解 (Scovel 2000:56) 。此外, 理解并非静态、一成不变的, 而是一个在扩展激活的网络中动态的、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熟悉的词语会快速和其他语义节点 (词语) 链接, 因为熟悉的词语之间的链接由于长期使用, 可以自动生成。结合图式理论来看,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首先会针对源语词语激活某个语义检测单元 (概念图式) , 并与其他相关的图式进行链接, 然后在目的语中找出一个或者多个依存于该语义检测单元, 即互通概念图式 (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schema) 的例示 (instance) , 然后确定某一个例示进行翻译。

  在人类认知的范畴化过程中, 人类共享的物质世界让较高层级的范畴具有普遍性, 但是在较低层级上, 不同民族文化的范畴成员及其地位容易出现差异, 从而导致各自概念和语义的对应关系殊异 (王寅 2007:92-3; 范祥涛 2017:87) 。 由此衍生的语言文化差异性使得某些汉语语汇的意义变迁具有专有性, 这就要求译者审察源语语汇的图式, 找到该图式可能允准的不同例示, 并根据语言使用事件的语境找出具有最佳关联的例示, 最终确定对应的目的语表达方式。通常情况下, 译者会优先考虑同级阶的译入语例示来进行翻译。如果译入语中同级阶的例示缺失, 译者可以采用更高一级的例示 (更具普遍性的例示) 来处理。下文将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这三个方面对汉语词义变迁及其英译进行探讨。

  3.2.1 词义扩大的图式关系及其翻译

  从语际翻译的角度出发, 谭业升 (2010:60) 认为译者要想达到意义融通的目标, 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翻译单元必须有一个依存于某个互通概念图式 (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schema) 的例示 (instance) 。

  如果源语的词汇在目的语中有互通概念图式, 译者可以通过激发的语义检测单元找到目的语中的例示。例如, 网络词语“补刀”激发的语义检测单元为“打败或者击杀某人或某物的最后一击”。“补刀”又称“补兵”, 本是一个游戏术语, 意指最后一次攻击并杀死小兵的技术, 再后来其概念外延扩大, 表示以一种非常规式思路来回答对方的问题, 从而打击对方或引起幽默效果;也比喻一件事物已经破败不堪, 却又遭受了再一次的攻击。译者会根据此语义检测单元不断扩展目的语的语义节点网络。也许译者会找到以下例示: (1) final hit/blow; (2) last straw; (3) coup de grace; (4) to add insult to injury等。

  无论选取哪种英译, 都难以作为“补刀”唯一正确的翻译。译者将如何选取他认为最佳的例示呢?根据认知学的关联理论, 译者应选出具有最佳关联的例示, 让目的语读者花费最少的认知努力来理解源语语义 (林克难 1994:7) 。 在上述例示中, (1) 对应的图式级阶高于源语的“补刀”; (2) 和 (3) 对应的图式级阶和源语词语相同; (4) 对应的图式级阶则类似于源语词语概念外延扩大后的图式级阶。译者在确定例示的过程中会优先考虑相同级阶图式的例示, 即 (2) 和 (3) 。其中, (2) 所包含的“最后一击打败或者击杀”侧重于被动的承受, 而 (3) 则侧重于主动的施加, 故 (3) 是“补刀”所包含的概念图式的最佳关联例示。和“补刀”类似的概念外延扩大的网络词语还有绿色类词汇群、数字类的汉语谐音词汇群等。

  3.2.2 词义缩小的图式关系及其翻译

  在网络环境中,词语的概念外延也有可能缩小。上文提到的新造词语“挽尊”就是一个例子。即便在网络环境中,“挽尊”一词的使用也仅限于论坛的回帖,由此可见,该词的本义“挽回尊严”的语义范围缩小了。在“为挽回楼主的尊严而回帖”这一语义检测单元所扩展的目的语语义节点网络中,译者可能找到以下例示:(5)a face-saving reply;(6)up;(7)noted;(8)marked等。

  在上述5个例示中,(5)对应的图式级阶和源语的“挽尊”相同;(7)和(8)对应的图式级阶高于源语的“挽尊”,因为noted和marked仅仅表示回帖的人注意到了帖子,但是并未明示回帖的目的,而“挽尊”则不但表明回贴人注意到了而且还予以回帖让发帖人不失面子;(6)对应的图式级阶和源语的“挽尊”相同,但是语义略有不同,因为“up”包含的概念图式不仅仅是应付式的回帖,而且表示对发帖人的支持。根据关联理论原则,例示(5)a face-saving reply可以让目的语读者花费最少的认知努力来理解源语语义,成为网络词语“挽尊”的最佳关联英文例示。和“挽尊”类似, 网络词语概念外延缩小的例子还有凤凰男(出身贫寒的优秀男子)、剩女(大龄未婚女子)、单身狗(单身男子)、网红(网络红人)、秒杀(以极大的优势击败) 等。

  3.2.3 词义转移的图式关系及其翻译

  除了扩大和缩小,网络词语的概念外延还可能发生转移。“墙裂”的本义是墙体开裂,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强烈”一词的概念图式发生了转移,变成了“强烈”,并且比“强烈”多了某种意象图式(程度如此高以至于墙都裂开了)。由于该词的概念外延既未扩大也未缩小,译者可以根据新的语义检测单元寻找最佳关联英文例示即可。根据上下文的不同,“墙裂”可以处理为“strongly (与support/oppose等词搭配)”,“all(与for/against等词搭配)”,“can't agree more”等。同样,“中年油腻男”中的“油腻”并非意指“油脂分泌旺盛”,而是对某些中年男性特征的概括性描述(不修边幅、不注重身材保养、世故圆滑等)。根据这一新的语义检测单元,译者可以根据源语文本的语义重心将它译成“slovenly”,“unkempt”或者“worldly”。此类词义转移的例子还有“挖坟”“拍砖”“粉丝”“火星”“打酱油”“吃瓜”等。

  在网络环境中,人们往往不拘泥于常规的表达方式,追求对传统语义规约的突破,这也凸显了后现代主义精神在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巨大影响。例如,在网络用语中,人们不说“长知识”,而说“涨姿势”;不说“难受、想哭”,而说“蓝瘦、香菇”;不说“迟早要玩”,而说“吃枣药丸”;不说“青春”,而说“青葱”等等。应对此类的词义转换,译者一方面需要准确把握这些网络词语携带的新概念图式,另一方面应尽可能还原这些新的概念图式可能携带的意象图式,而后者往往更加考验译者的主体性发挥能力。

  4. 结语

  语汇作为语言系统中最活跃的部分,最容易随着语境和时代而发生变化。当代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则进一步促成了语汇的变化。荀子(2007:307)认为“名无固宜”“名无固实”。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阐释,即事物的能指(词语)并非固化不变,因时因人而异。据此而言,词义的不确定性必然带来翻译的不确定性和变通性。但荀子又说“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认为事物的能指(词语)也可以成定规,那么词语的翻译又有其确定性(荀子 2007: 307) 。

  根据认知学的图式理论,词语意义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引起相应的概念图式变化,译者可以根据源语词义激发的语义检测单元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同或者更高级阶的例示。一方面译者应该充分了解词义变迁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国文化的真实变化;另一方面译者应该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接受水平,尽量使用同级阶概念图式的例示加以再现,让目的语读者领会到无限接近于源语词语的含义,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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