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先生于今年9月21日在《环球时报》发表《“汉语”为什么不应改称“国语”》一文回应8月底北大教授马戎发表在同刊的《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一文。应该说二位先生的观点都存在问题。马教授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建议改称‘普通话’为‘国语’”。一词之差会引起很多误会,因为汉语既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包括标准语和方言。而刘火先生反对“国语”回归的观点也不足取,因为如同1985年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明确指出的那样,“全国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叫做国语,也未尝不可。”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一词与其它“国”字头语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原因。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一时间,“国语”“国文”“国会”“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于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民国初年的执政者出于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政治文化考量对“国”字头名称的认定促成了“国”字头语族的兴盛。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随着1949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号”被牵连九族。 取而代之的“普通话”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在革命斗争时代,瞿秋白等人照搬了前苏联时期俄语语言理论和阶级斗争话语,强调语言的阶级性,强调以普罗大众的语言为标准。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视角着眼,反对“国语统一”的口号,主张以“推广普通话”代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冷战阴云散去,两岸意识形态对骂也偃旗息鼓,中华民族迎来了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造就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字头语族获得了重生的条件。如果说20世纪初期“国”字头现象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半殖民地语境中的挣扎抗争的话,新时期“国”字头语族的崛起则是随中国国力日强之势,国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努力摆脱文化边缘心态以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语言表征。例如“国学”一词,已经近年国内文化界的核心词的。不过,“国语”归正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在民族问题认识上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一些在讨论中常常引用前苏联一些人的语言理论作为反对的论据,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以已经解体了的苏联过去的语言理论作为圭臬,绝不是与时俱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