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功不可没。葛浩文成功翻译过四十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的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葛浩文的翻译实践表明,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语言变异,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一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 

　　中国作家莫言凭借其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的魔幻现实的作品,荣获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瞬时中国文学享誉全球。而把莫言及其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正是西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翻译家,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 

　　其实,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葛浩文就已经翻译过二十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四十余部作品。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巴金的《第四病室》;毕飞宇的《青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等。此外,凭借他翻译的英文译本,姜戎、苏童、毕飞宇等多位中国作家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且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同时,这也为我国文学乃至文化实施“走出去”战略找准了方向与切入点,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了贡献。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1] 

　　对于葛浩文教授,笔者慕名多年,直到2013年5月应邀参加在美国普渡大学举办的“第六届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才有幸见到了他与夫人林丽君教授。在中美比较文学会议茶歇时,笔者(曹顺庆)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翻译得比较忠实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不太受读者欢迎,而一些翻译得不太忠实的中国文学译本,在西方反而大受追捧?”他顿时很感兴趣,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这就形成了笔者访谈与研究的由头。在普渡大学附近的一间小咖啡厅里,笔者与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通过交谈,结合笔者的思考,写成此文。 

　　一、因爱而译 

　　因为笔者之一(王苗苗)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英语世界的巴金研究”,因此,访谈自然从葛浩文教授对巴金作品的翻译开始。葛浩文教授谈起缘何翻译巴金的作品《第四病室》时,眼里充满了骄傲与自豪。虽然他认为巴金的《第四病室》称不上是一部杰作,也算不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因为巴老的嘱托,加之他自己对巴老的敬仰与崇拜,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巴老的心愿。其间,巴金还给葛浩文写过一封信,信是汉语的。这更坚定了葛浩文完成《第四病室》翻译的意志与信心。但是当葛浩文教授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因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而交与自己的博士班的学生孔海立继续翻译。在翻译第一稿完成后,由葛浩文教授进行第二稿的修饰润色及定稿。笔者曹顺庆与孔海立早年相识,孔海立现为索思摩大学(Swarthmore College)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他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孔罗荪之子,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巴金的干儿子。因此,孔海立对巴金及其作品十分熟悉,由他来继续翻译《第四病室》是最好的选择。经过努力,《第四病室》的英译本终于赶在巴金生前完成了。当巴金亲眼看到葛浩文与孔海立合译的《第四病室》英译本时,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他其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家》、《春》、《秋》、《寒夜》等都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发行了,只是《第四病室》当时没有人翻译,而且如今这部作品的译者正是他十分信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