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10多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取得了很多新进展。一是研究领域的拓宽，注意域外汉语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二是研究视野的拓展，重视地域因素和语言接触；三是研究方法的更新，根据异文和概念场研究常用词演变；四是理论思考的深化，类型学和语义地图的运用。

　　关 键 词：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言接触　

　　作者简介：蒋绍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汉语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当时曾被称为“异军突起”。在那以后，其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研究得越来越深入。近10多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又有不少新进展。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1]和孙锡信主编、杨永龙副主编的《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2]两部专著，总结了中古和近代的汉语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也谈到了这两方面近年来的发展。本文主要谈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一、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代汉语的研究，原先主要根据域内的资料，域外的资料也有零星的研究。如韩国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很早就用于汉语研究，在20世纪末，一些学者对藏于日本的《卢宗迈切韵》的发现和研究，对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等，这些都很有价值。但总的来说，对域外的汉语研究资料系统的收集还做得不够。近10年来，一些学者对域外的汉语研究资料相当重视，做了许多系统的发掘整理工作。

　　1.对东亚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日本和朝鲜自古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往，在近代汉语时期，也有很多和汉语有关的重要资料。近10年中，学者们做的收集整理工作有这样一些：

　　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3]，包括《老乞大》《朴通事》系列和《训世评话》等10种。《训世评话》为朝鲜李朝成宗时期李边所撰，由65则古代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先以文言叙述，然后译为白话，可以见到文白的对应关系。

　　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包括《象院题语》《中华正音》等6种9个文本。[4]《丛刊续编》的第一种《象院题语》成书约在1567—1636年之间。最后一种《汉谈官话》成书在1902年前。

　　《官话指南》，是日本学习汉语的教科书，1881初版，1893改编，方言译本作于1889—1930年。张美兰《官话指南及其方言译本汇校》，即将出版。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汇刊（26册）》，张美兰主编[5]，2011年出版。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张美兰主编[6]，2013年出版。

　　《清文指要》，是满汉对照的满语教学资料，有7个版本（1789—1921），其中两个版本是日本人改编，一个版本是韩国人编撰。张美兰、刘曼《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上篇把7个版本汇集在一起，逐句对照汇校；下篇是7个版本的异文汇编（“异文”指反映同一概念的不同词语，如“阿妈”“父亲”“老子”等），以及7个版本中常用词替换和地域差异的研究。[7]

　　2.对西方有关资料的整理研究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开始接触汉语，写了一些研究汉语的著作。其中有些是研究文言的，著名的如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有些是研究官话的，如：

　　瓦罗（F.Varo）《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na，1703）

　　马礼逊（R.Morrison）《通用汉言之法》（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

　　艾约瑟（J.Edkins）《上海方言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1853）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57）

　　上述著作近年来大都已翻译成中文，收入姚小平主编的《海外汉语研究丛书》。[8]

　　张美兰《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9]，是综合性的研究，介绍了19世纪欧洲、美国、日本、朝鲜的汉语官话资料，并根据这些域外资料对明清时期的汉语官话（包括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词汇和语法进行了研究。

　　3.域外汉语研究资料对近代汉语研究的价值

　　一方面，这些资料都是在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所以要尽量接近口语。《老乞大》《卜通事》作于元末，到1480年曾加以修改，原因是“‘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见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十一年）在1515年左右，朝鲜著名学者崔世珍奉敕谚解《老乞大》《朴通事》。后来又有1761年的《老乞大新释》，1765年的《朴通事新释》。这样多次修改就是为了跟上汉语的发展变化。所以，这些资料能比较可靠地反映当时汉语口语的面貌。当然，既然是域外资料，就可能有域外语言的影响，但这种因素正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好材料，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讲到。

　　另一方面，这些域外资料能反映出编者对汉语的看法。如：瓦罗《华语官话语法》：

　　汉语有三种说话的语体（mood of speaking）。

　　第一种是高雅、优美的语体，很少使用复合词，怎么写就怎么说。这种语体只是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使用，也只有他们才能使用。

　　第二种语体处于高雅和粗俗之间的中间位置。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也使用一些复合词；但在凭上下文能够确定意思的时候，就不用复合词。

　　第三种是粗俗的语体，可以用来向妇人和农夫布道。

　　这使我们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1608—1615）中的一段话：

　　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蘸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者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

　　这些看法在本土资料中是不容易看到的，因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身在庐山中”，对这些情况习以为常，反倒是异国人，对此会非常敏感。

　　再晚一点的是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中的看法：“南京官话在更大的范围被理解，尽管后者更为时髦；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一定要学北京话，而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就是公认的‘帝国官话’。”

　　这段话在研究近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音系时，经常被引用，用以说明基础音系从南京话到北京话的改变。为什么艾约瑟的话能被看重？因为这位传教士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和各种人有广泛的接触，所以他能作出这样的判断。

　　对汉语域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近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二、研究视野的拓展

　　近代汉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如果从黎锦熙《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8）算起，至今也不到100年，这个学科的研究是逐步发展的。在开始的时候，视野不够广阔，看问题比较单一，注意的只是时代的差异，好像在整个近代汉语时期，汉语都是单线的发展，内部没有地域差异，外部也没有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这种观念，逐步得到改变。近年来，研究视野有较大的拓展，注意到了近代汉语发展中的地域差异和语言接触的影响。

　　1.地域差异

　　近代汉语的地域差异，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是存在的。

　　（1）词汇方面的地域差异

　　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明确提出了词汇的地域性。[10]文章说：

　　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正确训释词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我们应该承认，由于文献有限，汉语史上有相当多的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已经无法阐明，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工作的开展。能够大致确定其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词还是数量众多的。对于这样的词，我们应该力求从使用时段和通行地域两个角度给它以一个定位。

　　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有些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有些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使用，也有些词只在一定时段的一定地域内使用。”“二是有些词在不同的时代或地域有不同的义位或组合关系。”“三是同一个义位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用不同的词来表示。”[10]

　　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很细致地讨论了汉语“站立”义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11]文章说：从地域方面看，上古、中古时期（唐以前）“立”“徛”南北对立，长江以北说“立”，长江以南说“徛”。“徛”的北域至少抵达长江流域。唐宋以后，“立”往南挤压，占据了“徛”的部分地域，同时“站”开始兴起；“站”很可能是所谓的“长江型”词，即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往西扩散。明代以后“站”快速扩散，在广大的北方地区逐步取代了“立”（尚未彻底完成），在南方部分地区取代了“徛”。

　　张美兰《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清末汉语官话南北地域特征研究》对《官话指南》和《官话类编》中的19世纪汉语南北官话词汇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9]从《官话指南》中整理出北方和南方不同的词语126组，如“大夫—郎中、医生”“街坊—邻舍”“沏茶—泡茶”“晚—晏”；从《官话类编》中整理出140余组，如“姑爷—女婿”“老爷—外公”“捎—带”“折—断”等（两部书中有的词语有重复）。

　　张美兰、刘曼《〈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归纳了各版本中词汇的“北方官话地域倾向”和“南方话特征”。[7]前者共23组，后者共17组。

　　张美兰、刘宝霞《“遇见”义动词“碰”“撞”的历时发展及地域分布》[12]分析了“撞”见于宋代，“碰”出现在清代。北方方言中“碰”对“撞”发生了彻底的替换，南方方言中“碰”对“撞”的替代并不彻底，南方用词存在。

　　（2）语法方面的地域差异

　　李崇兴《元代北方汉语中的语气词》[3]提出：事态助词“了”的成熟，有地域差别。他认为，“了”作为事态助词，确认事态变化，“在元代北方汉语中还没有发育成熟”。他的理由是：在《古本老乞大》和《元刊杂剧三十种》里面，“处于句末的‘了’后面常常加个‘也’字来对事态变化加以确认。”

　　这弓和弦都买了也。（老）

　　妹子，我和你哥哥厮认得了也！（《拜月亭》，4折，[胡十八]白）

　　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调风月》，2折白）

　　那个老宰相不肯躲那火，抱着黄芦树，现今烧死了也！（《介子推》4折[紫花儿序]白）[13]

　　而且，两种材料里都没有“动+了+宾+了”，但有“动+了+宾+也”，如：

　　这店里都闭了门子也。（老）

　　我虽有这罪过，如今赦了我也！（《气英布》1折[寄生草]白）

　　喒媳妇儿去时，有三个月身子，经今去了十七年也。（《汗衫记》3折[上小楼，幺篇]白）[13]

　　黄晓雪《南北官话中“”的来源及语法化路径》[14]赞同李崇兴的看法，并明确提出：“‘’是否发育成熟，可以用两条标准来加以检验：一是‘了’摆脱对语气词‘也’的依赖，能用以足句；二是‘动+了+宾+了’格式的出现。”她也强调地域差别：“（在南方）‘’从北宋开始能用于句末，有成句作用，南宋普遍使用，这个时间要比北方早。”“在北方，‘’发育成熟及其大量使用的时间是在明代。”而且认为南方和北方“”的来源和语法化路径不同。

　　但杨永龙《不同的完成貌构式和早期的“了”》[15]举出一些宋代北方的“”的例句：

　　问：“一树还开华也无？”师曰：“开来久矣！”僧曰：“未审还结子也无？”师曰：“。”（《景德传灯录》卷13）

　　问：“敬还用意否？”“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二程遗书》卷18）

　　二程是北方人。《景德传灯录》的例句是汝州首山省念禅师的答话，省念禅师是莱州人，所以也是北方的语料。这样，问题就比较复杂：宋代北方有“”，元代北方汉语中没有，明代北方又有。

　　其实，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曹广顺《试说“快”和“就”在宋代的及有关的断代问题》[16]曾说到：《朱子语类》中“动+了+宾+了”的句式不少于8例，元代这种句式少见，到明代又重新发展起来。文中指出，像这样的反复现象不止一个，如：“就—便—就”，“快—疾—快”，“们—每—们”都是。他把这种反复现象归之于政权更迭所造成的政治、权力中心的两次转移对官话系统的影响。“在从南宋到明初的三百余年时间里，随政权的易手，造成了政治、权力中心的两次转移。”“这种政治、权力中心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的转移，肯定会对三代流行的官话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吕叔湘《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17]已经提到了官话系统的南北两种方言之“伸绌”，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中更明确地说：“现代的官话区方言，大体可以分成北方（黄河流域及东北）和南方（长江流域及西南）两系。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在宋、元时代这两系已经有相当分别，北系方言用‘每’而南系方言用‘们’。北宋的时候，中原的方言还是属于南方系；现在的北系官话的前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到了金、元两代入主中原，人民大量迁徙，北方系官话才通行到大河南北，而南方系官话更向南引退。”[18]

　　这个问题，对宋、元、明三个时期语言发展的关系影响很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2.语言接触

　　汉语史上有3次大的语言接触：一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在东汉到六朝的汉译佛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梵文的影响。二是南北朝时期非汉族在北方建立政权，辽金时期宋和契丹族、女真族的交往，元代蒙古族统治中国，清代满族统治中国，这些民族语言都是阿尔泰语系，都给汉语带来影响。三是19世纪后西学东渐，汉语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第2、第3方面是和近代汉语有关的。

　　（1）关于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写过《关于汉儿言语》（写于1953年，收入《汉语史通考》）[19]，后来江蓝生《也说“汉儿言语”》有进一步的论述，特别提到“西北方言就是‘汉儿言语’的活化石”[20]。近年来在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下面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各举一例。

　　1）对近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原来对蒙语注意得比较多，对满语注意得不够。近年来，对满语的影响研究得比较深入。

　　有些受满语影响而产生的词汇，从表面上不容易识别。如“来着”一词，现代汉语中还很常用，其实是受满语影响而产生的。常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已经指出：“‘来着’是满语bihe动词过去完成进行时态，表示曾经如何。”[21]祖生利《清代旗人汉语的满语干扰特征初探——以（清文启蒙）等三种兼汉满语会话教材为研究的中心》进一步指出[22]：

　　“来着”是三种兼汉满语会话教材所反映的旗人汉语里使用十分频繁的一个时体助词，它用于句末，主要表示相对于说话的时刻，动作行为或事件是过去发生的。

　　“来着”主要是对应满语特殊动词bi-的语句过去时终止形bi-he及相关的时体构式的结果。从三种兼汉满语会话教材来看，“来着”所对应的满语成分主要有：

　　①bi-he，其中bi是实义动词，表示领有、存在、判断，在句中做主要动词，bi-he是它的陈述式过去时终止形。

　　②-me bihe或-mbihe，其中bi作助动词，-me是并列副动词词尾，-me bihe或-mbihe均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是过去某个时间里正在进行的。

　　③-ra/-re/-ro bi-he或-ha/-he/-ho bi-he，其中bi作助动词，用于动词现将时形式后，-ra/-re/-ro bihe构式表示过去某个时候尚未完成的动作；用于动词过去时形式后，-ha/-he/-ho bihe构式表示过去完成的动作。

　　要之，清代旗人汉语里习用的句末时体助词“来着”，主要是对应满语特殊动词bi-的陈述式过去时终止形bi-he及由其构成的相关时体构式的结果。这与元代蒙式汉语里主要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特殊动词a-/bü-（有、是、在、存在）陈述式过去时终止形的句末时体助词“有来”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元代蒙古人采用了a-/bü-基本义项之一的“有”，加上元代汉语表示过去曾经发生的时态助词“来”（“来”同时也与蒙古语过去时后缀形式之一的-lai-ai读音十分接近）来对应，而旗人汉语则选择了“来着”的形式（有关“来着”的满语来源和得名之由，及与元代“有来”的关系，我们另有专文详细讨论）。

　　2）对近代汉语语法的影响。语法比词汇稳固性更强一些，但也会受语言接触的影响。

　　比如，元明时期放在句末的“是”或“有”是蒙语的影响，这在过去就已注意到。但近年来还注意到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如：张赪《近代汉语使役句役事缺省现象研究——兼谈语言接触对结构形式和语义的不同影响》分析了元代一种特殊的使役句。[23]

　　汉语使役句最常见的形式是：“致事+使役动词+役事+动词”。致事可以不出现，但役事一般要出现，如“教人拾红萼”。但元代有些使役句很特殊：

　　须是你药杀他男儿交带累他妻，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魔合罗》第4折》）

　　投至奏的九重禁阙君王准，交烧与掌恶酆都地藏神。（《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东窗事犯》第4折》）

　　咱却且尽教佯呆着休劝，请夫人更等三年。（《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拜月亭第四折》）[23]

　　这些句子不但在使令动词后面没有役事（愚按：我在例句中用表示），而且役事无法补出，整个句子也没有使役义。这一类句子在宋代没有，明代也很罕见。可见是受蒙语影响而产生的。文章通过汉语和蒙语的比较，对这类句子产生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分析：

　　“汉语使役句以使役动词作标记，标记在役事上，因此役事、致事的语义角色在使役句中得到突显，使役句重在表达某个致事导致某个役事变化，表达重点在致事与役事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汉语使役句必须出现役事，只在上下文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才允许役事缺省。蒙语以使动缀作标记，标记在动词上，强调了动作是受影响所致、非自动发出，役事、致事没有突显，可以不明确出现。汉语使役句更强调‘谁/什么使得谁/什么怎么样’的意思，蒙语使役句更强调‘受影响而发生’，当蒙语的致使表达对译为汉语的‘教+动词’时，汉语母语者对其表达的动作‘受影响性’并不敏感，会滤掉这层语义。缺省役事的‘使役动词+动词’结构从形式上说与蒙语的使役表达最接近，又是汉语已有的格式，因而作为中介语常用于蒙汉交际中，使用中汉语二语习得者淡化了这种结构在汉语里所强调的致事与役事的关系，使该结构出现的语境扩大，致事、役事关系不明确或不突出时也会使用，而汉语母语者又未完全接受作为中介语的‘使役动词+动词’结构所带有蒙语使役句的‘动作行为是受影响所致’的语义，结果使得元代的‘使役动词+动词’句义偏离使役义，一定程度上用得如普通主动句，表示发生了什么。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语义既非汉语使役句的语义也非蒙语使役句的语义，是语言接触中发展出的新义。”[23]

　　例如《蒙古秘史》卷7：

　　额薛塔剌兀勒罢。

　　不曾 教 虏 了

　　“中古蒙语以‘动词+使动缀’表达致使，表示使动态的附缀为-ul-、-lG-，在《蒙古秘史》中用汉字‘兀勒’‘温勒’记音表示。”“塔剌”是动词，意思是“虏”，“兀勒”是表示使动态的附缀，表示“虏”这个动作是受影响而发生的；在蒙语中不出现致事和役事。汉译把“兀勒”译为“教（使）”，“教虏了”是汉语直译的使役句，也没有致事和役事出现。这和汉语一般的使役句“教之虏”是不同的。上引《元刊杂剧》中特殊的使役句就是这样产生的。

　　（2）西学东渐对汉语的影响，主要是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的汉语中。首先表现在西方新词的吸收。这些新词，有些是直接从西方到汉语的，比如，“民主”一词，中国古代就有，但指的是“民之主宰”，《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到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中首次以“民主”来翻译democracy，以“人民治国”的意义来使用此词。后来传到日本。有人误认为是日源词。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经过日本到汉语的。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对此做了深入研究。[24]此书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讨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提出了研究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的课题。这些交流的词都是“来自西方，至于东亚”，有的是“中日流向词”，如“几何”，源自拉丁语geomaria，明代徐光启译为“几何”，后来进入日语；有的是“日中流向词”，如“俱乐部”，源自英语club，在明治中期（1880年代）日语中首先译成“俱乐部”，然后进人汉语。要确定这些词的“流向”，需要收集大量资料，作细致的研究。

　　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也有人论及。如王力《汉语史稿》就讲到“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25]但近年来这方面的进展似乎不大。

　　三、研究方法的更新

　　近年来，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研究方法有较大进展。

　　1.以概念场（或语义场）为背景研究常用词的演变

　　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有不少博士论文采用了以概念场（语义场）为背景的研究方法。

　　为什么要以概念场为背景呢？蒋绍愚《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26]说：

　　因为，汉语发展不同时期词汇系统的面貌是不同的，成员不同，分布不同，从而结构也有所不同。怎样把两个或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词汇系统加以比较呢？打一个比方，两块花样不同的地毯，怎样比较？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铺在同一块有地板砖的地面上，以地板砖的格子为坐标，就能很清楚地显示两块地毯的不同。要比较不同时期的汉语词汇词义系统，最好把它们覆盖在同一概念场上。[26]

　　这就是说，以概念场为背景所做的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词，而是这些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它们构成的系统。以概念场为背景，可以较清楚地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词汇系统的变化。

　　如谭代龙《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27]考察了《义净译经》中与睡眠概念场有关的词，把初唐时期的睡眠概念场的结构以及相应的指称成员做了如下图示：

   

　　然后，在对这个概念场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战国前期、战国后期、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的睡眠概念场：

　　战国前期：只有“寝”“寐”指称本概念场。其结构为：

   

　　战国后期：出现了“卧眠睡”三个新成员，开始时和“寐”一起表示睡眠状态，后来“卧”侵入了“寝”的领域，其结构为：

   

　　西汉和东汉魏晋南北朝略。

　　到晚唐五代，“睡”逐渐向过程部分扩展覆盖域，占据了“眠”的领域。而“眠”则向“卧”的领域移动，把“卧”排挤出本概念场。其结构图为：

   

　　到宋元明清时期，“睡”进一步扩展覆盖域，把“眠”排挤出去，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这样，就清楚地显示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不是单个进行的。处于同一概念场中的若干词分布在不同位置，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有新成员的加入和旧成员的退出，而且它们在概念场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这才是词汇历史演变的完整图景。如果仅仅是把一组同一概念场放在一起，分别描写它们的演变情况，而不注意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没有起到以概念场为背景的作用。

　　2.常用词演变的研究有一个新视角：利用版本异文加以考察

　　张美兰《汉语常用词历时演变的新视角——以版本异文为视角》[8]指出：同义异文是汉语常用词历时研究重要的旁证资料，同义异文包括文言与白话语体异文、注疏体注文、原本与改写本或引征异文、同一文献不同时代不同文本异文、同一文献同一时期不同文本异文等诸种形式，通过同义异文的比较来研究汉语常用词演变，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文章举了如下例子（下面“——”后是常用词的替换）：

　　《淮南子·说林》：“绳之与矢，孰先直也？”——高诱注：“矢，箭也。”

　　《孝经·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贯云石《孝经直解·卿大夫章第四》：“不识在先圣人制下有法度的衣服不敢穿有。”

　　《训世评话》第17则：文言作“王后知见欺，怒甚。”——白话作“王后头知道嗊的意思，十分恼起来。”

　　《世说新语·任诞》：“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晋书·王徽之传》：“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叔孙昭子求纳其君，无疾而死。”——《史记·鲁周公世家》：“叔孙昭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

　　《西游记》：你把口张三张儿。——车王府鼓词曲本《西游记》：你把嘴张开我好出去。

　　《老乞大》4种：

　　旧：那般者，肚里好生饥也，咱每去来。

　　翻：那般着，肚里好生饥了，咱们去来。

　　新：那么狠好，肚里也饿了，咱们去。

　　重：那么狠好，肚里也饿了，咱们去。

　　《清文指要》5种版本：

　　A.另日特来，坐着说一天的话儿罢。

　　B.另日再特来，坐着说一整天的话児罢。

　　C.改日再来，坐着说一日话儿罢。

　　D.改日再来，咱们坐着说一天的话儿。今儿实在没空儿，告假了！

　　E.改天我再来，咱们坐着说一天的话儿罢。

　　这样的研究较早的是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研究》（2003）。后来有汪维辉《〈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2005），张美兰《从〈训世评话〉文白对照看明初汉语常用动词的兴替变化》（2012），张美兰、周滢照《明清常用词的历时替换——以鼓词曲本〈西游记〉为例》（2014），刘宝霞《程高本〈红楼梦〉异文与词汇研究》（2012a），刘宝霞《从〈红楼梦〉异文看明清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和地域分布——以“诵读”义动词和“挂念”义动词为例》（2012b）等论文。这些论著都是从这一视角来研究常用词演变的，把常用词的演变推进了一步。

　　通过同义异文来研究常用词演变，可以把演变看得更清楚，是研究常用词演变的一种有效途径。当然，这不是研究常用词演变的唯一途径；常用词的演变也并不都是产生在同义异文中。如果要研究新旧词替换的起始和终结的时代，就需要作更多的综合性研究。

　　四、理论思考的深入

　　近代汉语研究需要根据充分的语言材料作出分析和综合，把语言事实和演变脉络描写清楚，也需要作一些理论思考。理论思考可以使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不少进展。下面举两例。

　　1.“也”是上古汉语中很常见的一个语气词，通常认为其功能是表示判断。但到中古时期，语气词“也”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静态（表判断）变为动态（表完成，相当于“矣”）。最先注意到这种变化的是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他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说：“叙实语气在唐五代用‘也’。”“也”表达“动作、状态的到达或实现”。[29]举的例句是：

　　新妇向房卧去也。（游仙窟）

　　低声向道人知也。（冯衮诗）

　　阿与，我死也。（旧唐书安禄山传）

　　他认为，“这种‘也’恐怕是从古代汉语的‘矣’或者助词‘已’变来的，即大概是[i]后面附加了[a]这个具有很宽泛的语气的助词，成了[ia]，在口语中使用，为了表达它，就用了‘也’这个字。”[29]352-353

　　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中古语法概说》[19]：“也‘矣’的变化了的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了’。”举了中古时期的例子：

　　（孙敬）尝入市市人见之，皆曰：“闭户先生来也。”（晋，张方《楚国先贤传》，《蒙求》注引）

　　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也。（宣验记，钩沉443）

　　人曰：“石贤者来也，一别二十余年。”（幽明录，钩沉321）

　　处处逃走，作如是言：“我今败也，我今坏也。”（佛本行集经50，大3，886中）[19]61

　　志村良治（1967）也说：“我觉得它不是上古语一直用来表示断定的‘也’的继续，而是在当时存在一个相当于语气助词的形态素ia，便假借‘也’这一字形表现之。”[19]59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说：“‘也’字功能扩大的另一表现是‘也’用如‘矣’，表示业已变化的事实或将要发生的情况。”[30]31“从中古以后‘矣’渐少用，‘也’的使用扩大了范围，不仅表示判断和当然的情况，而且也表示已变动的或将然的事实。……‘也’字用如‘矣'‘耶’的趋势到唐五代愈益明显。”[30]46-47书中举了中古的和唐五代的若干例证。

　　李崇兴《元代北方汉语中的语气词》[13]谈到元代口语文献中的“也”，可用于叙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称呼句、感叹句。用于叙述句的例子如：

　　兀的灯来也。（老）

　　这店里都闭了门子也。（老生儿，三折白）

　　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调风月，二折白）[13]

　　文章说：“这种用法大约明代以后便开始消退，逐渐被‘了’取而代之了。”[13]

　　可见，“也”的动态用法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也”为什么在中古以后可以用如“矣”？这有不同的看法。太田辰夫认为是“矣”（或“已”）的[i]后面加上[a]，志村良治认为是口语中有一个ia。孙锡信则认为是“也”的功能扩大。但“也”本来是表静态的，为什么会功能扩大而表动态？这需要加以回答。

　　陈前瑞《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对此作了回答[31]。文章从体貌类型学加以说明：

　　体貌的类型学研究（本文简称为体貌类型学）或许能为我们分析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体貌类型学的研究发现，完成类体标记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是、有”之类的助动词。这类助动词经由结果体（resultative）发展为先时体（anterior）或完成体（perfect），再发展成完整体（perfective）或过去时（Bybee et al.，1994：105）。英语中类似于结果体的意义由“be+-ed”构成，如He is gone，表示状态还存在（他此刻不在这里）。而“have+-ed”构成的完成体就是从“be+-ed”构成的结果体发展而来的（Bybee et al.，1994：63）。上古汉语“也”的典型用法为判断用法，与英语“be”的词汇源头意义非常接近。可见，“也”的动态用法跟英语完成体在语法化的词汇源头和路径两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文章认为，“至少在最典型的判断句中，‘也’的语义功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或英语的be。”“根据情状类型理论（如Smith，1991），判断动词及其主要论元组成的基本小句的情状类型是状态情状（stative situation）。”文章分析了上古汉语中表静态“也”的几种用法，把第一类中“说某物即某物”这些表典型判断语气的“也”看作词汇性状态（lexical stative），把用作解释的和表坚决语气的“也”看作表示状态体的标记。广义的结果体包括状态体（states）。

　　文章认为，上古汉语“也”类似于“矣”的动态用法一直存在。“也”的变化和“也”所在小句谓词的情状类型有关。“死”类动词和“闻”类感知动词在“也”由静态意义向动态意义的转变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会使结果体发展为完成体。如：

　　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左传·文公三年》）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左传·庄公十九年》）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左传·昭公十三年》）

　　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文章认为，这些“也”“可以确定为完成体用法。所缺乏的只是足够的频率，因而不足以撼动上古汉语‘也’与‘矣’的系统对立。”

　　文章接着分析了中古和近代“也”的动态用法，此处从略。

　　2.从“给予”到“被动”，是近代汉语研究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对演变的路径有不同的看法。

　　蒋绍愚认为其路径是：[给予]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喫。（红8回）＞[使役]贾母忙拿出几个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妈妈坐了。（红43回）＞[被动]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儿3回）[32]

　　李炜认为这是南方方言的路径，北京话中“给”表被动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33]

　　木村英树认为是：[给予]小红给小王看照片。＞[受益]小红给小王梳头发。＞[被动]小王给她咳嗽醒了。[34]

　　潘秋平《从语义地图看给予动词的语法化：兼论语义地图和多项语法化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讨。[35]

　　文章说，对于其演变途径，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多项语法化，如曹茜蕾、贝罗贝（2001，2006）：

　　给予动词＞与格标记

　　给予动词＞使役标记＞被动标记（原文是英文，这里改用中文）

　　另一种认为是单项语法化，如张敏（2000）认为是：

　　给予动词＞（广义）与格标记＞使役标记＞被动标记

　　木村英树（2005）的看法与之相近[34]：

　　给予动词＞受益者标记＞被动标记

　　哪一种看法更符合实际呢？文章认为，对语法化研究的人文阐释可有多种结果，不容易证伪，而“语义地图模型”注重逻辑演算，可容证伪。张敏根据大量语料，制作了一幅“以处置和被动为核心的语义地图”[36]275。在这幅语义地图上，“方向/接受者”和“受益”的节点相连，但不和“使役”的节点直接相连。所以，“给予动词＞（广义）与格标记＞使役标记＞被动标记”的单项语法化链无法成立。而给予动词在语义地图上可以分别和“受益者”以及“使役一被动”相连，这就和“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一致。如图5：

   

　　那么，是否可以在语义地图上把受益和使役两个节点之间加一条线呢？不可以，因为“两个节点之间要相连，就必须保证在人类的众多语言中至少找到一个语言证明某个语法形式确实是同时具有这两个节点的功能”。但“这样的例子在迄今的语言材料中是没有的”。

　　文章进一步认为，“多项语法化中的两条路径不能在同一个语言里启动”，也就是说，“多项语法化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某个特定的语言中呈现互补分布，因此一个语言只能启动一条”[36]280。就给予动词的多项语法化来说，在汉语南方方言里启动的是“给予动词＞使役标记＞被动标记”，在客家话、闽语、吴语、粤语等南方方言里，使役和被动标记都来自给予动词（把，俾，乞，互），而受益标记都不和使役、被动标记同形。在汉语北方方言里启动的是“给予动词＞受益标记”，受益标记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由给予动词（给）发展过来的。在1900年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r）《官话类编》中说：“给……is largely used in Southern Mandarin in a causative sense，……It is never so used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Mandarin.”在100年以前的北京话里，“给”不表示被动；在《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给”有使役和被动用法，现代北京话里“给”表示被动，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

　　文章还用Croft（1991）的“致使顺序假说”（Causal Order Hypothesis）来支持自己的两个语法化链条互补的论点，此处从略。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文章在第275页说：找不到一个语言证明某个语法形式同时具有使役和受益标记的功能。但在后面说，有人提出，“在东南亚语言中的使役和受益标记经常同形。”[36]284作者解释说，这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在东南亚语言中的使役和受益标记经常同形”是一个不争的语言事实，对这个语言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东南亚语言固有的属性，有人认为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当然，这两种解释都需要用更多的语言事实来证明，最后会看到，有一种对，有一种不对。这就说明，在语言研究中，人文阐释也还是需要的，而人文阐释也是可以证伪的。实际上，语义地图的制作也离不开语言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归根到底，语言材料的收集和分析是整个语言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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