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举办。《辞海》这部皇皇巨著,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其修订版至今累计发行量已超630万套,各分册累计发行量达2000万册。这是一部有海一般胸怀的辞书——它既收单字和普通词语,又收各类专科词语。“《辞海》伴随了我20多年,已经不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而是一个终身依靠的精神支柱。”广东读者程争鸣说。

　　过去的80年,《辞海》牢牢筑起几代中国人的知识塔基。未来的80年,《辞海》又将变成什么样?

　　谁在编? 

　　集中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 

　　“我从36岁开始编《辞海》,编到今年已经74岁。”苏州大学教授王继如感慨,“我外祖父是研究文史的教授,案头常年摆着《辞海》。我读书时,导师徐复先生担任《辞海》分科主编。这是一份几代人的事业。”

　　80年间,是哪些人在默默辛劳,编著出这部字字推敲、句句锻造的精炼巨著?

　　“我从24岁跟着老师编《辞海》,到今年82岁还在编。等到2019年第七版出版,就是整整60年。”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不禁笑了。《辞海》已于去年启动了第七版的编纂工作,并计划于2019年出版,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有很多大型的工具书,出版任务完成后队伍就自动解散了,能像《辞海》这样的可说是绝无仅有。”《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说。

　　1915年,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动议编纂《辞海》。1936年《辞海》第一版面世,当时的编纂队伍仅有一支,才十七八个人。从1923年到1928年4月,陆费逵向辞书编纂家舒新城相邀7次,他才答应主持《辞海》编纂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1961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语言学家陈望道继任《辞海》主编,1965年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即第二版)。《辞海》(第二版)文字简练,体例严谨,成为中国辞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从第二版开始,《辞海》实现开门编纂,修订作者队伍一直都集中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他们中有物理学家钱伟长、数学家苏步青、戏曲大师周信芳、美学家蒋孔阳、历史学家周谷城……

　　自第三版起,《辞海》十年一修。80年来,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等各任主编的主持下,《辞海》已经出版了六版,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档案馆、大事记和里程碑”。

　　“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种是有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呢?《辞海》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编纂,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巢峰说。

　　怎么编?

　　当一把整合知识的标尺

　　在复旦大学教授熊月之看来,“《辞海》是免费的老师,规范体例的标准,也是整合知识的标尺。没有一个人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才,人类需要《辞海》这样的百科全书。”

　　编一本称之为“百科全书”的书,何其难哉。“要用最精炼的语句表达出学科研究最精髓,很费心思。”邹逸麟形容。

　　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曾回忆,编纂第二版时,生物学科的学术力量很强,流派之争、观点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当时,作者和编辑们会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对词条进行集中讨论,现场十分激烈,有时一个条目要花几个月才能确定下来。

　　《辞海》中有一条“詹天佑”,初稿中说火车上的自动挂钩是他发明的,但有专家提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编辑部查核相关中外书刊15种和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的日记,访问詹天佑的亲友和铁路上的老职工,发出调查信,举行座谈会,最后查明发明自动挂钩的确实不是詹天佑,而是美国人詹内。这才决定把“詹天佑”条中有关内容删去。

　　“《辞海》在编纂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包括制定编纂方案、编纂体例,组织收词、讨论试写样稿、编写、定稿、编辑加工、校对、印制等工作,甚至对后勤保障也有一套详细的规定。而制定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案和编纂手册更是工作重心。”巢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