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默尔说：“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萨丕尔说过：“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对此，我在《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中曾提出，语言具有很大的强制力。

　　语言强制于人的最精妙的方式莫过于“咒”。老少皆知，《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惧怕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是因为后者可以念出一串“紧箍咒”。不管“紧箍咒”的构思披上了怎样的神话外衣，其蕴含的哲理是现实的。《儒林外史》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世的“咒”的例证。动辄可以打骂范进的胡屠户一听范进中了“举人”，任凭别人怎样劝他打一耳光治治范进的中魔，他也不敢下手，最终打过之后他还心有余悸唠叨手疼。可见“秀才”、“举人”对下层人无异于一道“咒”。再看现代的例证，“文革”期间串连或出差的人寻到投宿处，对方先大喝一声：“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当下就会打一个寒战。不同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具有特殊魔力的字眼并不少见，或许会有学者系统研究一下社会语言中的“咒现象”。虽然人们知道，世俗中“咒”的法力来自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但社会毕竟形成了这样震慑人心的“字眼”，以至于价值观要赖此推行，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接受者的愚昧迷信是远远不够的。

　　现实中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是从语言入手接受价值观的，他们是在某些特殊字眼的强有力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套价值观，而不是先听到（甚至往往从未听到）价值观的系统阐述。比如胡屠户一定从小就注意到周围人提到“举人”一词时敬畏有加，或许还看到邻近的秀才高人一等，而后心里才有了价值秤盘的。语言是价值的先导，至少是同行，同行中又是不可分割的。如帕默尔所说：“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

　　自人类有了最初的分工开始，理论和实践、精英与大众就发生了极大的分离。价值体系和认识体系都日趋复杂精深，以至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只有大师和专家以及具有很高天赋的人才能搞通那些学说。而另一方面，无论象牙塔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对于哲学、科学、艺术自身发展如何至关重要，其成果最终要转化成某种社会实践。但因精英与大众在分工和“悟性”上的差异，大众只需要、有时也只能够在较低的层次上理解和贯彻这些思想：在数字中舍弃了推导记住了公式；在价值领域不必深究“平等”的含义，只需遵循“费厄泼赖”；在修行中并不企图“大彻大悟”，只悉心体会“口诀”……虽然人类在知识上日积月累，但社会中的多数人始终是生活在“公式”、“口号”之中的，他们需要作出的判断从来是比较简单的。在社会生活中，智者通过口号和公式—简单化的语言引导大众走入一种行为系统。对于一个不求甚解的操作员，操作口诀不就像“芝麻开门”一样吗？他一生下来不就被这一道道“咒”决定了吗？

　　当无数人都接受了一种公式、口号和称呼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获得了一种力量。比如当大家都把教书匠称为“先生”时，你很难不跟着这样叫，而一旦你也叫出了“先生”，你也就加入了“师道尊严”的价值系统。当你想对一位老师不恭敬时，你会感到这一称呼包含的“咒力”，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某一人格化的教师，而是来自这一广为接受的抽象的称呼和它后面的社会价值观。

　　社会领域中词语的威力来自支撑它的社会价值观。“举人”一词的威严来自中国社会贯彻了两千多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什么出身”的问话所以吓人是因为它后面是多年来的“有成分论”和“文革”时愈演愈烈的人身迫害。虽然如此，或许因为人们备受这些词语的威吓、折磨，在要改变一种价值观时，正像梅希叶所说：“为了更好推翻事物，人们先推翻语言。”比如在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道德时，首先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批判叛徒哲学时首先批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须知语言是无辜的，多数词汇本身是中性的，其价值是人们注入的。比如妥协本是寻常的，要视场合而定，甚至人也确乎不可能漠视自己的生存利益。不过语言批判上的这种滑稽做法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从来也没有轻视语言在维护一种社会价值观时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更多的场合中，语言的强制性并未带来冲突，它使你在接受语言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种价值观和一种思维方式。即使是最彻底的反叛者也难逃重复万遍的“咒语”。他在接受语言时接受了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远远多于他自觉的反抗。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