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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治理观及其实践范式
2020年12月30日 18:00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玲 陈新仁 字号
2020年12月30日 18:00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玲 陈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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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语言治理观是语言规划研究的新视角,它基于我国国家新战略的需要和语言生活现实的需求而兴起。语言治理观侧重以问题为导向,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践。其实践范式是,通过“自下而上”吸纳民意的底层设计,一方面了解宏观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实施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基层和民众而形成社会参与力。这一范式可有效确保宏观顶层设计的落实质量和落实效果。

  关键词:语言规划;语言治理观;语言政策

  作者简介:王玲,女,安徽阜阳人,语言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新仁,男,江苏盐城人,语言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社会化与城市新生代方言传承的关系研究”(18BYY071)。

  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语言规划在推行与实施上面临挑战,国外学者开始思考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20世纪80年代初,喀普兰(Kaplan)较早提出微观语言规划的研究,并于1997年明确区分语言规划的宏观(macro) 、中观(meso) 和微观(micro)3个层次。[1]托尔夫森(Tollefson)也指出,未来语言规划会从宏观向微观问题转向,并会与交际民族志、微观社会语言学等理论[2]联系起来。巴克霍伊岑(Barkhuizen)和诺奇(Knoch)[3]、卡纳加拉哈(Canagarajah)[4]和巴克霍伊岑(Barkhuizen)[5]等也先后对教育领域、学校社区语言规划开展了研究。微观层面语言规划的兴起,是对宏观语言规划活动的补充。“治理”概念因符合这种需求,被引入到语言规划研究领域。“治理”概念,最早被运用在管理领域,[6]之后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广泛使用。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治理”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对“治理”概念的一些基本特征,却形成了共识。首先,学者们都认同“治理”体系是权力多中心化的,没有占主导地位的领导主体;也因此,政府、社区、企业、公司、学校乃至个体均是地位平等的治理主体。最后,治理过程中,传统强制的命令方式被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替代[7,8];洛克森(Loughlin)和威廉(Williams)在《语言与治理》指出,正因为传统的“政府为主导”的强制式语言规划方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语言治理规划观才发展出来,其核心是构建一种“水平化”的语言规划模式[9],打破过去“垂直性”的语言规划层级[10]132。

  西方学者对语言治理规划的研究主要涉及对语言治理概念、原则等问题的理论思考,基于个案的语言治理方式研究等。[11,12,13]从国内现有成果来看,以往的语言规划研究,学者偏重的多是宏观层次的国家语言规划活动,往往聚焦国家外语战略规划研究[14,15]、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规划[16,17]、国家外语能力规划或外语教育政策规划[18,19,20]、华语规划研究[21,22]等。学者对语言治理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涉及内容最多的也是对语言治理概念、原则等问题的理论思考,比如语言与全球治理[23,24]、语言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25]、特殊领域的语言治理框架[26];其次是语言治理的国外理论与经验介绍[27,28];还有一些论文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探讨治理对策与方式等[29,30]。

  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发现,现有成果中描述性研究居多,结合实际案例的分析偏少;结合中国语言生活事实讨论语言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较少,有些研究虽提及到具体语言问题的治理,但治理对策的提出也多限于主观的设想,操作性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语言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无法为我国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提供实质性的决策参考。基于此,本文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语言治理观提出的背景,语言治理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研究内容及语言治理观的实践范式。

  二、 语言治理观的产生背景

  (一) 国家新战略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体系的完善,表现为社会的方方面面应被纳入完备的制度框架内良性运转,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社会不同层面的动态平衡。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24]3 ,在国家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把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方针进行详尽的阐释”[31]23。

  在国家战略的新目标和新思路的影响下,新型语言规划观——语言治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治理体系的提升,关系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32],也关系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语言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语言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语言服务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优化语言服务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 语言生活现实的需要

  语言治理观的兴起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定产物,是社会语言生活发展的需要。

  城市化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各地区居民杂居成为常态;社会居民构成的改变,带来语言生活的变化。根据学者们多年来的调查与研究[33,34,35,36,37,38],当下语言生活主要特征概括为: (1)多语码化。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或其他语言变体混杂成为常态,同质单语码的语言生活被复杂异质多元的特征所代替。城市化率越高的城市,其语言多语码化趋势越明显。(2)语言功能、语言使用空间的分化。比如,普通话成为公共场所的主导语言,方言或其他语言变体被压缩为家庭语言; (3)社区和居民语言需求等出现分化。比如,在多语码化的背景下,各类新型的语言变体也逐步出现。普通话层面的变体有标准普通话、地方特色普通话、杂糅普通话和新混合语;方言层面的变体有地道方言、普通地方话、杂糅地方话和新方言等变体。这些变体的出现是社区和居民语言需求分化的结果,每一种变体都对应不同社区和不同群体的语言需求。

  语言生活的这些变化,带来许多语言应用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和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如何确保多样变体和谐并存,成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治理理论兴起的社会现实前提之一是社会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其追求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当前的语言治理观正符合当前语言生活现实的需求,其最终的治理目标是确保多元异质语言生活的和谐。

  三、 语言治理观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

  (一) 语言治理观的理论基础

  在“语言治理”(language governance)的理解和使用方面,国内外学界存在差异。“语言治理”概念在国外主要用于宏观社会政治研究。西方学者理解的“语言治理”是指法律、教育等机构通过书籍、法规、考试等形式规定不同的人、群体或组织语言或语言形式的使用及其思想行为的过程。[39]96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以语言为工具的治理,而不是关于语言本身的治理。郭龙生指出,语言治理是一种具体实施语言规划行为的途径、手段和方法[40]35,是关于语言本身的治理,更准确地说是指对语言生活中语言应用的治理[23]。根据李宇明的界定,语言生活包括运用、学习和研究3个维度,具体内容是指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3方面。[41]17

  那么,语言治理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宏观语言规划观。宏观语言规划一般有一套系统化和全面化的原则,用以确保通过正确的执行而达成最终的目标。其理论基础是同质有序的语言观,在这一语言观下,语言生活是整齐划一无差异的。宏观语言规划的主要特征为: (1) 规范化,确保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将事情作对; (2) 统一性,以整体作为策略选择的基础; (3) 静态化,较长一段时间内避免修改和变化。学界对宏观语言规划的意义基本达成共识,即它有助于了解语言生活的整体状况,能够剖析语言使用的外部环境,有助于迎接未来的挑战并能提供未来明确的目标及方向。不过,宏观语言规划的实施必须要和有效的执行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确定的目标。

  语言实践显示,宏观语言规划付诸应用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政策上的整齐划一与多元化语言生活状况冲突的局面,以城市地铁站名标志的翻译为例就可看出国家关于公共场所站名标志的语言文字政策有两类: 第一类是党中央在相关文件中对全国语言文字使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另一类是国务院出台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的实施规则。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国家层面的宏观语言规划和政策。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各地差异明显。比如,北京地铁论坛的网民曾经热议的问题是,同一个北京,为何同一类站名的翻译会存在差异。比如,对“XX门”翻译,5号线“天坛东门”站、14号线“北工大西门”的译名是拼音转写,“TIANTANDONGMEN”和“BEIGONGDAXIMEN”;而4号线“北京大学东门”站、8号线“森林公园南门”站和西郊线“颐和园西门”站则意译为“East Gate of Peking University”“South Gate of Forest Park”和“West Gate of Summer Palace”。这种不同在其他城市也存在。南京、天津等对“XX路”的翻译使用的拼音转写,比如南京的“学则路XUEZELU”、天津的“二纬路ERWEILU”;可上海的“XX路”“XX大道”等均进行了意译,如“衡山路”译为“Hengshan Road”,“远东大道”译为“Yuandong Avenue”。再如,城市地铁中含“客运站”“湖”、方位词这3类通名的站名标志的翻译问题。根据《中国地名汉语拼音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规定,专名为单音节词构成的地名,如“瑶湖”,应翻译成“Yaohu Lake”;专名为双音节词构成的地名,如“升仙湖”,应翻译成“Shengxian Lake”。在《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1部分:通则)》也找到相关规定:“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可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与专名一起用汉语拼音拼写,然后用英文重复翻译。如:豫园 Yuyuan Garden。”

  表1 含“湖(+方位词)”站名语言文字使用情况

  实施过程中,南昌、广州等城市的地铁单、双音节站名均翻译成“hu Lake”;南京、重庆、苏州、杭州、郑州、贵阳、北京等城市之使用汉语拼音转写“HU”。统一的宏观规划在实际实施中出现差异(见表1)。

  与宏观语言规划观不同,语言治理观的理论基础是异质有序的语言观。在这种语言观下,语言生活是差异变化的。因此,语言治理观具有以下特征: (1) 特殊性。结合社区和居民现实需求的差异,实行微观化、本地化的对策,确保将宏观语言规划的目标落实到位,确保将事情做对。 (2) 差异性。以差异多样作为策略选择的基础,增强针对性。 (3) 动态化。随着语言生活的变化,结合语言应用的需求及时调整和完善。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化、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或命令式的管理。也因此,语言治理理念与宏观语言规划最大的差异在于,它强调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参与。语言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各类社会机构、民间组织,还可以是语言使用者、语言生活参与者的每一个公民个体。[42]

  表2概括了语言规划与语言治理理论基础及特征方面的各种差异:

  表2 语言规划与语言治理理论基础及特征比较

  图1 语言规划观与语言治理观的关系图

  “自下而上”语言治理观的目标是净化语言环境,促进语言生活和谐发展,优化语言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确保宏观语言规划符合基层社区、居民的需求,能够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协调统一,和谐共处。正因此,语言治理规划才聚焦语言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这一转向使语言治理规划与“自上而下”语言规划形成互动互补关系(见图1)。

  宏观语言规划的重点是制定相关政策及实施准则,而语言治理观偏重社区基层和语言使用者对宏观规划的理解、接受状况;关注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将问题加以反馈,宏观规划根据反馈进行调整。调整完善后的宏观规划再进一步推进自下而上的语言治理。两者不断循环互动,构建基层社区和谐的语言生活,提升城市语言生活的文明状况。

  (二) 语言治理的内容

  语言治理观以“问题”为导向,侧重研究两个方面的语言问题。

  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相关问题主要涉及新时代我国语言生活的不同层面在语言应用中出现的各类语言不文明或失范问题。基层管理层面语言治理的具体内容包括:政府部门号令、宣传用语等应用于社会现实环境中产生的问题;语言污染与社区居民接受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等。企业层面的语言治理建设研究内容涉及企业语言文明环境营造和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企业语用实践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等内容。个体层面的语言治理建设研究包括当代中国城市陌生人语言交往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理解、语言礼貌、语言认同等问题。

  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一种资源或工具在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城市化进程带来语言方面的新常态,也给新市民带来融入新社区的语言挑战,主要包括语言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提供服务、传播中华文化、构建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或冲突。语言的资源或工具属性决定了语言治理建设在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已有的语言学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性的解释,许多研究结果和语言治理建设的实践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语言治理的研究内容可以包括政务工作语言治理建设、语言立法和执法中的语言运用问题、语言经济、语言扶贫中的语言问题等内容。

  四、 语言治理观的实践范式

  自下而上的语言治理观,其实践范式是由其自身的目标和特征决定的。语言治理的目标是促进语言生活和谐发展,优化语言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如前述,语言治理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理念。如何最大限度地将家庭、学校、社区、企业等多元主体纳入到研究范畴内?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自下而上”语言治理的原则应该是立足事实,基层参与,这样能较好地实现和维护宏观语言规划的目标,能有效解决语言生活中语言应用问题。立足事实,基层参与的原则内涵是指在语言治理研究和建设的过程中,要从事实出发,调查和搜集社会基层各个层面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使用状况和存在问题。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对我国语言治理规划观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语言治理观的实践范式如图2。

 

  图2 语言治理观的实践范式

  语言治理观的实践范式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实践层面。这一层面主要保证规划方式从硬性规定为主导转向以事实数据为主导。首先,立足事实。具体来说,就是深入语言生活,对社会基层各个层级以及居民个体的语言应用,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事实数据,掌握语言生活中的变异和分化的状况,分析语言生活各个层级中的语言问题。在这个层面需要依托城市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田野调查最好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确保事实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比如多种抽样方法(随机抽样、配额抽样、偶遇抽样)和多种社会语言学调查法(隐蔽观察法、录音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叙事转向法、自然实验法)的结合等方式。其次,基层参与。这一原则要求实地调查的对象要多元化,要将地方管理部门、企事业部门、不同社区以及社区中的语言使用者等最大限度地纳入调查范围。社会基层以及基层中的个体,既是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使用者,也是语言治理对策和方法的反馈者。结合具体的语言应用现象,选择有针对性的基层单位、社区或语言使用群体,对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从各个层面的反馈中发现存在的问题。立足事实、基层参与原则下搜集的数据,来自实际的语言生活,来自生活中的语言使用者,这样发现的问题真实可靠,能确保制定的语言治理方案更具针对性,治理的效果和质量会更有保证。

  第二,治理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是根据事实数据对涉及的语言问题,分层次、分类别、分区域探讨语言治理的举措和方法。在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时,强调具体化、针对性,不能泛化处理,否则对策的执行性会大幅度降低。在这一层面可以将自上而下宏观语言规划、不同层面的语言问题、语言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和自下而上的语言治理策略结合起来研究,深入掌握语言问题存在的社会影响因素。

  语言治理的实践层面和治理层面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从实践层面获取的事实数据和问题,是治理层面对策制定的参考和依据。当具体的对策提出之后,仍要返回到实践层面,接受多元主体的检验和反馈,确保制定的对策发挥指导或改善的作用。以社会基层和基层中语言使用者的反馈行为作为重要依据,进行语言治理策略的适切性改造,从而确保相关措施更有效地实施。这种循环互动过程,可以确保语言治理在社会、城市社区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和规模效应。

  我们不妨以城市地铁命名为例来解读语言治理的实践范式。关于地铁命名,宏观层面的语言政策包括:地铁站名称属于地名范畴,执行过程要遵守地名的相关规定。具体政策法规有《关于在全国城市设置标准地名标识的通知》《地名标志标识标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内容。一般而言,命名地铁站名主要采用3种方式:一是以车站所在的大区域或片区的名字来命名,如“新街口站”“小龙湾站”; 二是以车站周边相对稳定的标志性公共建筑物或设施来命名,如“玄武门站”“奥体中心站”; 三是以与线路行进方向垂直相交的道路名称来命名,如“集庆门大街站”“经天路站”。具体实施状况如何呢?案例1,2015年9月,在郑州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车站的拟命名方案中,位于长椿路与莲花街交叉口的地铁站出现了两个名称,分别是“丁楼站”和“工业大学站”。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校师生和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村民们坚决要求命名为“丁楼站”,可学校师生认为应该以高校名称命名,可以提高当地高校教育资源的知名度。案例2,2018年7月31日,天津地铁1号线“果酒厂站”“西横堤站”正式更名为“佳园里站”和“瑞景新苑站”。案例3,2015年开始,南京地铁站名中出现“明发广场站”“时光澔韵·安德门站”等以楼盘命名的站名。上述3个案例中,宏观语言政策在社区基层执行过程中均出现差异。

  实际调查发现,3个案例都是结合社区和居民的需求而做出的治理调整。案例1中,郑州地方主管部门没有武断行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起了一场为地铁选站名的网络投票。2016年4月1日,郑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根据媒体投票和热线电话统计结果,把该地铁站最终定名为“河南工业大学站”。案例2中,天津1号线在2006年开通的时候,“果酒厂”站和“西横堤”站仅剩下象征性建筑,站名与实际位置相距甚远,站名的信息提示功能大大减弱。而“佳园里”和“瑞景新苑”这两个新楼盘却发展迅速,两处都是居民人口达上万人的知名居住片区,知名度远远高于“果酒厂”和“西横堤”。在综合考虑并且征集了广大市民意见之后,将地铁站名更名。案例3中, 2012年,南京地铁3号线在明发广场设置了出入口,地铁集团向南京市地方管理部门行文请示将站名命名为“明发商业广场站”。通过网络平台等媒介,市民们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情绪和反对理由,认为此站名商业气息浓郁,且有为明发集团做广告之嫌。结合市民的意见,又考虑到支持宁南地区发展等因素,市地名主管部门综合考虑后将其中的“商业”二字去除,同意设置“明发广场站”,并于2012年7月在“南京市地名公共服务网”进行了公示。可市民仍然反对,于是,2012年9月,市地名主管部门将该站命名为“明城大道站”。两年之后,随着宁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明发广场逐步发展成为宁南现代商贸区的知名地标性建筑。这一次,更名建议再次提出,建议将“明诚大道站”改为“明发广场站”。前期,市地名主管部门通过官方网站、网络平台向市民说明更名的原因,表明一是为了支持雨花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为了提高站位指向准确性和社会辨识度等,并多方搜集市民意见和反馈。这一次获得多数市民的支持, 2014年4月,市地名主管部门批复,“明诚大道站”站更名为“明发广场站”。

  以往,基层社区及普通市民基本没有地铁站命名的话语权,但上述3个案例显示情况发生了变化。地方管理部门在命名、更名时,理念转换,立足事实,基层参与的基本原则得以实现。由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变为立足事实、采纳了民意的弹性协商。这样的变化在不同城市都有体现。自2000年开始,许多城市地名办在地铁命名时,除了遵守宏观的管理规定之外,开始关注和采纳社区和个体使用者的意见。早期,大多采用“政府起名,市民反馈”的方法搜集意见,后来被更加民主的方法“征集站名”所替代。例如,2010南昌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涉及的24个站点征集站名;2014年杭州4号线英文站名由市地铁集团向社会发起征名活动,再由专家团队讨论定名;2017年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发起3号线、4号线、5号线站名征集活动;2013年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全线将设8座车站征集中文站名。

  可见,具体实施过程中,实践层面和治理层面密不可分。实践层面是多元主体表达语言需求的过程,治理层面是理解需求、制定对策的阶段,这两个层面的良好互动,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语言治理。

  五、 结论与建议

  总体来看,语言治理观的提出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时代背景。宏观的语言规划观是由政府管理层面确定规划目标和规划内容,自上而下地推广实施。这种规划观不利于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各地的差异等内容。自下而上的语言治理规划观,通过了解社会民众的需求,与语言使用者共同制定治理对策、治理方案。通过自下而上的规划方式,语言管理各部门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等都能得到更好地完善或强化,治理的效果和质量也得到强化。从底层语言使用者的需求和反馈分析到中层地方管理层面的治理模式优化最终返回到顶层国家管理政策与规划,这一规划思路可以实现从语言使用者—地方基层—国家管理的良好互动历程。

  不过,语言治理观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新发展,在实践调查和理论探索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比如,语言治理理论体系、新型语言治理智库建设等方面。它们的发展,既需要事实数据的支撑,也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总之,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能深入发展,语言治理规划才能够更好地服务宏观语言规划、服务当前语言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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