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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多人谈
2021年05月18日 16:50 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钟宁桦 吴越 党兰玲 俞玮奇 王海兰 韩 字号
2021年05月18日 16:50
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钟宁桦 吴越 党兰玲 俞玮奇 王海兰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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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语言治理的经济学视角

  钟宁桦,吴 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随着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语言治理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城市语言治理不属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本文希望提供一些经济学的视角以飨读者。

  第一,经济学能够为城市语言治理提供数据支持和方法借鉴。在经济类普查数据中,城市居民调查数据较为丰富,能够为语言选择的相关性研究提供素材。以城市移民的语言选择(普通话还是方言)为例,社会语言学多从身份建构的视角进行研究,方法多以质性为主。我们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的调查数据建立了一个语言选择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居民迁入时长、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语言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以10年为界限,前10年随着迁入时间增长,普通话使用增多,熟练度增高;10年之后,随着迁入时长增长,迁入者却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方言。基于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城市市民的语言选择可以从成本收益进行解释:短期内城市新市民为了更好地工作,从语言学习的成本收益权衡,学习使用普通话增加;超过10年定居之后,市民为了更好地融入本地,对当地方言的学习和使用增加。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使用越多,熟练度越高。受教育程度和语言选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上述研究是我们同济经管团队和外语学院语言规划研究团队近期合作开展的一项工作,希望在经济学和语言学交叉领域能够产生一些探索性的成果。

  第二,经济学能够为城市语言治理提供目标框架、治理思路和路径。如果将城市的语言治理同公司治理类比,就应该思考语言治理的总体目标。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股东利益(也有理论认为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其基本假设。在城市语言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不同语种关系的人群的多样化。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政策选择,需要考虑如何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当一项公共政策的语言治理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时,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到治理过程之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仅从单一主体出发的治理政策和决策,可能会忽略其他主体的能动性,以致效果不够理想。如果将语言作为商品的一种,可以探讨市场在语言商品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方面,语言市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个体在衡量成本和收益的前提下做出利己选择,实现个人语言学习的时间、精力、经济等各种要素投入的效率最优,发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最优效率,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在语言教育、使用和学习上的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语言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由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无法概览语言市场需求的全貌,导致某些战略语言人才可能出现紧缺;或者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形成某些语言的“垄断”,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排他性的独占地位。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通过政策举措加以纠偏。

  第三,经济学与语言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对话性。经济学在公司治理、公共政策、市场有效性等领域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未来或许能够和语言治理领域的语言学、教育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对话性,提供一些建设性思路。城市语言治理不仅是对语种之间的宏观治理,也和城市中的每个个体密切相关。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例,关于语言能力和个体收入的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价值。而社会语言学发现,贫困儿童和中产阶级儿童的语言能力也存在差异。虽然上述研究的情境不同,但结合两项研究我们大致可以推论:语言能力差异不仅对成年人的表现(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差异甚至在儿童阶段就已经产生。因此在城市语言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种之间的宏观成效,也要关注微观个体层面,特别是贫困家庭语言教育资源和能力的改善。

  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推动跨学科成果的涌现,推动理论成果间的对话,促进城市语言治理决策科学化。

要重视多向度构建城市和谐语言生活

  党兰玲(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城市语言生活涉及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多言多语的使用,如何通过显性或隐性的领域语言规划,化解语言矛盾,解决语言冲突,消除语言暴力,构建良好语言生态,满足人民对和谐语言生活的向往,这一任务已迫在眉睫。

  一、城市和谐语言生活建构的接受向度

  现实语言生活中,语言态度影响语言选择和语言运用,个人或团体选用某种语言进行交际,多归因于其在情感上对这种语言的认可和接受,是该语言声望规划的结果。语言声望是同其他语言或方言相比,某群体对特定语言或方言的尊重程度。国家通用语言、方言和外语可通过个人、团体、机构和政府等不同层面的语言活动来提升各自的声望。各行业企事业单位和团体可根据本领域工作质量要求和不同语言的声望来确定工作语言,建立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从业人员语言能力基本要求,解决领域语言问题,进而提高城市公民的语言意识、语言素养,提升城市语言能力,构建和谐城市语言生活。

  语言声望规划所强调的接受性目标是实现本体规划、地位规划和习得规划的生产性目标的基础。因此,从语言接受角度对城市语言生活的不同领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方言和外语的使用情况进行的调查分析,可为城市和谐语言生活建构研究提供事实依据,为国家通用语言、方言和外语在不同领域的声望建构提供基础支撑,为国家宏观语言规划提供参考。

  二、城市和谐语言生活建构的生态向度

  良好的语言生态是和谐城市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建设目标。而语言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语言、人与人、语言与社会、语言与语言、语言与方言、语言与社团、语言与民族、语言与国家’等等的关系”。对此,要建成以政府为引领、民间力量为主体的建设机制,加强城市宣传语、指示语、各级政府网站、历史文化街区等语言景观建设;注重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创新语言生活方式;完善“语言净化”机制,加强语言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和语言智库建设;提升民众语言意识与语言能力,实现普通话、方言和外语和谐共生,各领域语言生活温馨有序,领域之间语言生活相生相助,宏观、中观和微观语言规划各司其职、各就其位。

  三、城市和谐语言生活建构的伦理向度

  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和存在样态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时代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念的耦合,城市语言生活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城市和谐语言生活建构需要符合以下要求。一是要符合社会伦理规范。话语建构者必须接受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等的约束和指引,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是城市和谐语言生活的宏观要求。二是要符合对话原则并满足交际功能。以对话作为场域,在对话中实现对伦理价值的追求。对话与伦理的联结形成责任主体,并在二者博弈中实现交际的效度和信度。三是要符合伦理向度的时代性和多层次性。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定话语。话语变迁和文明转换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深层影响,是“伦理世态”和“道德心态”蜕变或更新的重要表征。

我国大城市涉外语言治理能力亟须提升

  俞玮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构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在步入全球化城市行列,来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由过去的以流动性为主要特点,转变为开始出现定居趋势,在华常住外国人的人群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对于当前外国人数量较多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而言,解决涉外语言治理问题的迫切性日益凸显。

  2020年上半年,我国大城市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一系列涉外语言能力不足以及涉外语言治理空白等问题。从相关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不仅基层涉外社区,甚至浦东机场等涉外公共服务部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都面临着外语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当前国内大城市仍未建设或运行语言人才资源数据库或语言志愿者信息库,严重影响城市在突发重大事件中的涉外应对能力、效率和速度;城市的语言翻译和语言服务中对于外语语种的设置和提供多少有些随意,缺乏深谋远虑,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语种规划与多语意识亟待全面加强;政府多语信息发布和服务渠道的社会影响力和可及性均不令人满意;面对大量的在华外国人,我们尚未形成有效的语言服务协调机制和语言治理体系,各类事务由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机构或基层组织自身来解决,缺少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我国大城市涉外语言治理能力亟须提升。

  在涉外语言治理中,我们应当做好语言的本体规划、地位规划、话语传播规划、语言技术规划等,加强大城市涉外语言治理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尽快出台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大城市涉外语言治理方案和政策,形成有效的城市涉外语言治理体系,提升对在华外国人的语言服务质量和保障。具体而言,首先应重视医疗卫生、城市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专业术语、专名等译写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准确提供语言信息;相较于日本等国为灾害应急语言服务创设“简明日语”,以便于为外国人提供灾害应急援助,我国也应尽快研制符合外籍居民在国内城市生活所需的简明汉语,提高外籍人士在华生活的便捷度和融入程度;根据城市外籍居民比例和国别情况,确定语言管理和语言服务的语种设置,在医疗卫生、交通出行、日常生活等领域提供相应语种的信息发布、标识指引和语言服务;建设国际社区多语种人才资源库、多语种语言服务志愿者信息库等平台;建立多语种翻译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城市多语种信息翻译服务平台,探索和明确语音翻译、机器翻译等各类翻译技术在城市涉外语言治理中的应用价值和使用方式,等等。这些都将为实现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贡献语言学方面的智慧。

深圳“双区驱动”,需要做好城市语言建设

  王海兰(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深圳在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地位;8月18日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标志着深圳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和光荣使命。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都是重大国家战略,深圳进入“双区”驱动、“双区”利好叠加的新时代。

  语言文字问题是经济特区建设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深圳是移民城市,语言多样,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缺乏统一交际语言,严重影响沟通交流。1984年8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家政策和自身实际,提出“用普通话统一深圳语言”的口号,同年11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到深圳视察期间,所到之处都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指出“深圳是经济特区,希望你们成为推广普通话的特区”。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为深圳架设了沟通桥梁,为特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语言之力。

  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历史证明,城市发展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支撑,“语言是经济发展的先导”,城市建设与语言建设之间需要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应重视城市建设中的语言文字问题。

  当前,深圳担负着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面临“双区驱动”的重大机遇。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确立了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先锋等五大战略定位,以及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和全球标杆城市的三阶段发展目标。这必将对城市语言规划、语言能力和语言服务等提出更高需求,这要求深圳语言建设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高的层次,更富有时代性和引领性。

  一是科学制定城市语言规划。“城市规划,应当充分考虑语言文字的问题,特别是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城市智慧化的时代,语言文字在城市规划中,应有其重要地位”(李宇明)。但城市语言规划目前仍是我国城市建设的短板,容易被忽视。深圳作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范例,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榜样,将语言文字问题纳入先行示范区建设整体框架中,面向深圳的多元化、国际化、智慧化、法制化和创新发展需求来做好语言规划。深圳语言规划应在遵守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基础上,体现整体性、前瞻性、服务性、引领性和战略性;应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制度优势,“先行先试”,为其他城市制定语言规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应从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多维度对城市的语言使用、语言规范、语言教育、语言产业、语言服务、语言资源以及语言文明等进行规划设计。

  二是全面提升城市语言能力。城市语言能力是指城市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民生等不同领域的内外事务时所应具备的语言能力,是个系统概念。从语言能力的支配者来看,包含政府语言能力、居民语言能力、企业语言能力等;从语种能力看,包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方言能力和外语能力等;从领域上看,包含经济、政务、文化、教育、媒体等不同领域的语言能力。经济特区成立40年来,深圳城市语言能力得到提升,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显著提升,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适应新使命和新定位,深圳还需要全面提升城市语言能力,如语种能力、话语能力、语言技术支撑能力等。提升语种能力,在继续提升普通话和方言能力基础上,还应提升外语能力、少数民族语言能力;提升话语能力,讲好“特区故事”“大湾区故事”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故事”;提升语言技术支撑能力,使语言智能和语言技术为深圳智慧治理、智慧发展提供底盘支撑。

  三是建立现代城市语言服务体系。城市语言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城市公共产品范畴。深圳要成为“法治示范城市”和“城市文明典范”,要“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都必须有现代城市语言服务体系支撑。现代城市语言服务体系从内容上应包含语言教育服务、语言应急服务、特殊人群语言服务、语言规划和咨询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监测服务等。建设先行示范区需要数量充足、质量优良、形式多样的语言服务,在语言服务意识、内容、供给等方面都应“先试先行”。

  四是发展城市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语言数据是重要的数据。深圳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中心,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都需要发展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初步统计,目前深圳以“语言”为经营业务的企业约有2000 家,涉及语言培训、语言技术、语言翻译、语言艺术等多种业态,这些企业在提升深圳语言能力和语言服务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圳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以语言技术为关键技术的企业,如华为、腾讯等,建设先行示范区,深圳应充分利用现有语言科技和语言资源优势,发展语言产品,完善语言市场,培育语言职业,培养语言人才,推动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新基建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语言支持,支撑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和“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五是建立多元和谐、健康文明的城市语言生态。语言生态是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需要和谐美好的语言生态和语言生活。深圳要成为“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和“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就需要建设文明多元、和谐共生的城市语言生态,需要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中文与英文和其他外语的关系,需要有塑造深圳城市文化风韵的语言景观,如传统文化的挖掘、城市街道的命名等,展现深圳特色。语言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要成为“城市文明典范”,需要做好城市语言文明建设,树立语言文明意识,制定语言文明规范,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国家公务员的带头作用、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和主要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带动整个城市语言文明的提升。

城市化进程更应坚持母语自信

  韩 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城市化又叫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常住人口市民化,而城市化与市民化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社会的现代化。

  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建构母语自信这一问题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语言是文化的沉淀,母语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宇明《论母语》指出:“母语可以是民族的标准语或民族语的某一方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或者说,中国又是一个建立在中华民族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有两种母语系统,一个是基于自己成长环境的地域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另一个则是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从路径上看,坚持母语自信的核心是尊重母语,其行动是对国家通用语言地位的捍卫与对方言的保护,从而形成城市化进程下的母语荣誉感与认同感。

  目前我国城市化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城市化因为剧烈的人际跨区域互动,制造出了包括商场、公路、广场、酒店在内的大量公共空间,从而形成了人际交往中的陌生人伦理,这既是人类城市化共同的特征,也是对先前中国社会依靠无数个私人空间形成熟人社会网络的颠覆。在公共空间之下,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依靠方言甚至普通话有时难以实现,这时就需要借助外语,这当然是对外交往的必需,但这一原本正常的语言需求或许会造成母语的双重危机,即外来语的滥用在客观上降低了通用语的地位,给国家语言特别是通用语的安全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举例而言,为了体现与“国际化”接轨,许多新兴城区在公路、公园以及文化场馆等公共地区滥用英语告示牌或英语广播,甚至少数地方告示牌上的英文字号甚至远远大于汉字,造成了恍如置身异国他乡的错觉,成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国际化”。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完全不懂汉语而单纯需要英语的外来人口;另一方面,这些告示牌上不乏英语单词、语法的低级错误或完全错误的英语发音,甚至丧失了基本的标注指示功能,令人哭笑不得。这既不利于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也会给当地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轻一代造成“母语旁落”的错觉。

  坚持母语自信,一是要维护国家通用语言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适当地保护方言。因此,在平衡城市化当中的语言使用时,应注重提升地域方言在城市治理当中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地域方言就是城市中使人“记住乡愁”的重要文化载体,有些地域方言不但承载着重要的文化意蕴,而且使用人数庞大,且非本地人很难理解,这时就应当在城市化进程中给予重要保护。目前仅有上海话、粤方言与闽南话等几种方言出现在当地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如地铁报站、汽车广播等等),其他地区的方言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如成都方言、武汉方言等等,除了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之外,都未能积极地参与到地方治理当中。甚至有些地区将“公共场合不讲方言”作为“城市文明守则”之一,这显然不利于母语自信的培养。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下,“母语自信”事关一个民族、国家与地域文化的保存与认同,与文化自信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要防止作为方言的母语被遗忘或同化,更要立足国家语言安全的层面,杜绝外来语的滥用,从而捍卫通用语母语应有的地位。

城市化语境下方言研究急需多元交织转向

  葛金华(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 语言学界一般不太愿意把方言简单理解为文化遗产。有鉴于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现状堪忧,如果把方言归入文化遗产,尤其是划入非遗,与已经死亡或濒临灭绝的文化现象等量齐观,就会否定和忽视方言所具有的内在活力和再生能力。而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尤其是非遗领域,情况则刚好相反,人们一般也不太愿意完全将方言当作所谓的“语言生活”来看待。从非遗角度来看,方言是特定社群的历史和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着该社群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语料。但在非遗保护、利用和传承过程中,方言文化遗产又大多以语言民俗为方向,实际也无法进行单独的研究。当然,各方又均愿意将方言作为已亟须纳入田野考察、有效拯救范围的濒危文化来重视,具有某种共识。由此,方言文化遗产实际已进入一个多元交织的语境,虽然多方关注,实际无法聚焦。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方言消逝的加速,这种多元交织,既需要重视,也需要正视,更要从国家语言政策的层面上积极应对。

  当前,我国已经、正在和继续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历程。这个过程不仅速度快,而且因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全方位、颠覆性的影响。近20年,人们或由于工业化而主动进城,或由于城市化而被动进城,在主被动混成的语境中,方言与其他正在逐步逝去的乡土生活和文化记忆一起,均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速消亡过程。而城市化对于作为非遗的语言来说,尤其是方言来说,既是一种语言的濒危化,也是一种语言的刻板化,更是一种内容的空心化。

  城市化对于方言来说,首先是二次边缘化和极速濒危化。过去国家为了实现整体交往的高效率,在初步工业化语境中,不分城乡,一体推进通用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生产生活、交流交往,既实现了政令畅通,也有益于民间交流,很好地通过普通话建构了文化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中,方言往往成为工业化语境中的“异体”,在现代性焦虑下,被逐步边缘化。而在工业体系建成、进入转型升级的新环境下,主被动混成的高速城市化又使方言遭遇了来自使用人群、范围和必要性等方面的二次边缘化。进了城的人们,既没有使用方言的对象,也没有传播方言的社区,甚至没有使用方言的必要。由此,方言由边缘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城市化既能让方言濒危化,也能在“方言自觉”中将其作为一种可标识的文化遗产,在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以文化遗产保护的名义,使之标准化,并逐步刻板化,同时也是内容上的逐步空心化。这一看似将方言从濒临灭绝的边缘重新拉回中心的过程,却是将其脱离原有使用人群、范围和语境,在新的语境中进行的破坏性的所谓新实践,实际产生的是一种类似新民俗的空洞的方言保护和创新。因此,方言的刻板化实际上是取消方言的差异性,建构方言内部无差别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方言的标准化、刻板化,实际上是对方言的破坏,更是方言在与通用语的“类举”中,在语言竞争环境下的另一种边缘化。

  在城市化的冲击下,真正能将方言保留下来的,应该是相对固定居住群落的保护和原有语言艺术形式的传承。以苏州地区为例,最能使吴方言延续和留存的莫过于苏州评弹、锡剧和几乎濒临灭绝的各类山歌。这些语言民俗,不仅需要纸面和影像的记录,更需要靠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再造,以及借助新的传播平台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方能真正保留和传承下去。对于方言而言,城市内部、城乡特殊区域具有区域特点的社区文化再造,是其在使用层面恢复活力的理想方法。同时,注重方言相对于通用语言而言所具有的独特表达、传递与记忆价值,给方言更多的介入当下生活、城市生活的空间,也是方言留存的迫切需要。而这些,已经不是某个单独学科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

  因此,国家在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对方言的研究与保护,要充分认识到方言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的独特价值。方言不仅是简单的交际工具,还是不同区域人们不同生活、思维和交往方式的集体记忆、有效载体。国家应充分借助美丽乡村、水乡古镇、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文化带、长江经济带等全国或区域性项目建设的契机,来实现深入研究、传承示范和有效传播,实现方言与通用语言的互补、互动和互促;并从文化、表达和生活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从语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出发,通过多学科协同,顺应、促进语言与文化遗产的双重关照和多元交织转向。在面向问题设计方法与学科组合的范式转换中,协同研究、交叉创新,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语言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安全性。

城市语言治理需服务国内大循环

  郭家堂(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结合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了重要的时代课题,畅通国内大循环则是其中的主要抓手。城市语言治理也应该顺应时代要求,服务好国内大循环。相比于国际循环各种有形贸易壁垒,影响国内循环的则可能是各类隐形因素,而一些隐形因素可能是来自长久的历史积累,并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语言便是这样一种典型因素。换而言之,城市语言治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一方面,语言影响着要素资源的配置。在供给侧,国内大循环体现为生产要素的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制度因素对要素资源的约束作用逐步消退,语言等隐形因素的约束作用开始变得显性。比如有研究者以生产率差距作为资源错配的代理变量,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方言的差异显著增强了相邻两个县城之间的资源错配。与县城相比,中国大部分大中型城市都是人口流入地,语言更加多样化,在同一个城市内不同语言人群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无形的市场分割,从而降低城市运行效率。因此,城市语言治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进一步看,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是最为活跃的要素。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语言是个体工作机会和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影响着劳动力区域间流动。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载体。近年来不少城市通过户籍或财政政策吸引人才落户,取得了短期成效。长期而言,要留住人才更需要人才对城市文化的认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加强城市语言治理无疑是提升这种认同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着区域贸易往来。在需求侧,国内大循环体现为商品贸易的大循环。国内商品贸易通常不受关税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依然发现很多企业在跨区域经营上困难重重。学者们从自然、地理、(通信)技术、政策和制度等角度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大国,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有学者基于200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与销售目标城市之间方言距离越大,企业进入该销售目标城市的可能性越小。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互联网和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深化。由此可见,新格局下,自然、地理、(通讯)技术、政策和制度等因素对中国区域间贸易影响将会大大减弱,而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则通常相对稳定,通过城市语言治理消除中国区域间贸易的经济意义更加重大。

  总之,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新发展格局赋予了城市语言治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维度。

作者简介

姓名:钟宁桦 吴越 党兰玲 俞玮奇 王海兰 韩晗 葛金华 郭家堂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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