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曾爆发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从历史节点出发,历史学家常常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作为20世纪的开端。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如何回顾这场战争还能够被阐释的意义?自2013年开始,在地处当年重要战场的法国北部重镇梅斯,洛林大学人文学院媒介化研究中心便着手筹备一场主题为“物品的生命,战争记忆”的跨学科国际研讨会。

　　近一百年后,人们发掘战场遗址时的发现成为这个选题的缘起:在遗址现场,一个当年参战的法军士官的遗物被发现,包括钢盔、圣牌和徽章等。从遗物的象征价值出发,人们可以想象物品的生命连接着政治的、文化的、情感的意义,历史记忆的维度被纳入集体延续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通过跨学科的传播学视角,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观察纳入其中,思考战争的遗留物在记忆、证词和历史当中如何延续,或是从物品本身的技术维度探索战争的组织方式和物质手段,或是从物品在时空中的周转探讨物品的挪用和循环模式,由此反思物品的历史如何折射人的历史,物品如何转化为公共记忆以及物品循环与历史观的对应等。

　　方法论创新的实质是观照历史文化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始终处在方法论的挑战和创新的旋涡之中。洛林大学人文学院媒介化研究中心设置的会议议题亦反映了这一趋势。简言之,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意义的延展性。今天人们对历史性事物的认知不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学科视角,而是把意义当作旅程,通过让历史活起来的进行状态涌现出新的意义和意义的认知方式,其中物品细节所负载的意义转换为一种研究视角。德国史学家耶尔恩·吕森曾说过:“当马克斯·韦伯阐述他关于理性化普遍进程的著名论点时,他谈到了‘祛魅’,因为就指向了人们对于无意识的日渐增长的意识。正如哈贝马斯最近所描述的,意义的源泉已经干枯。历史学家无法创造价值。正如韦伯所说,他们不是先知,他绝对说得不错。历史学有创造意义的任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它无法创造,它只能转换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意义的源泉中缅怀过去。在过去的意义之中,可以看到我们拥有什么意义的和内涵的源泉。我们要保存过往创造意义的产物,使之有助于当前的生活。”正是在全球化之后,历史叙事才有可能跳出线性的视角,希望有一种更宽广和更细致的认知方式,而这就需要重新挖掘和认知历史环境的物质性。

　　第二,视角的微观性。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开始向非宏大叙事转向,这一学术转向与文化人类学的崛起有关。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其名著《文化的阐释》中提出,意义是一个网状结构,细节与系统相连;从现象入手形成解读的脉络并由此形成被后人膜拜的 “厚重描述”,有力地呈现从细节出发产生的意义的研究价值。之后出现的后现代史学观,往往侧重于文化史与微观史相结合的视角。从微观史的初衷来说,人们认为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解释历史的企图已不再让人信服;而希望通过平常、平淡的细节触摸历史脉搏,让历史成为可被人们感知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突出或放大人或物的细节意义以不断重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或更新人们对历史的感受,虚构性质的文学或艺术叙事的成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如当年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和今天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所折射出来的一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