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我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自德国波恩传回，这让我国土司研究学界十分振奋。“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方铁兴奋地向记者表示，“这不仅使我国世界遗产增至48处，还为土司研究打开了新的突破口。”

　　方铁此言道出了土司研究学界的共同心声。土司研究在后申遗时代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连日来，相关话题引起了学界热议。

　　土司制度体现“因俗而治”思想

　　申遗成功不仅让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贵州遵义海龙屯这三处遗址一夜成名，也让“土司”这一陌生的词汇进入更多公众的视野。“土司”是13—20世纪初中国国家职官体系中，由中央政权委任西南多族群聚居地区族群首领世袭管理其辖区的职官制度。

　　“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一，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互有差异。区域社会如何在稳定中求发展，并在发展中臻于更高层次的稳定，这对于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是一个难题。土司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表示，土司制度体现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思想。中央赋予土司统治合法性，不使用暴力和行政强制手段改变其管理模式、文化传承；土司则承认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当时西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在分析“土司遗址”成功申遗的原因时，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认为很大程度源于其承载的土司制度的价值。“这种独特的社会秩序和组织管理模式，既推动了族群间价值、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又有效维持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制度研究是土司研究基础

　　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保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发展及长治久安？少数民族如何在文化转型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在李世愉看来，土司研究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具有不可多得的“标本意义”。

　　正由于其学术价值及历史镜鉴意义，我国的土司研究走过一个世纪而学脉不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热度更是不断升温，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近年来随着申遗活动的开展，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土司研究的队伍中来。方铁说，“不仅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在土司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申遗成功后，土司研究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三处遗址申遗成功带了个头。”方铁表示，我国土司遗址有100余处，发掘、整理、研究都还有很大空间。但他同时提出，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土司研究只需要关注有形的土司遗存，还要加强对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