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权更替，内忧外患不断；但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思想火花迸发的时期，新旧碰撞、中西融合，哲学启蒙、科学进步。在那样的年代里，一批真正的学者为探索真理、开创新时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思想的辉光，相当一部分以图书、报刊的形式保存下来，形成了珍贵的民国文献。近日，由上海大学图书馆编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珍本图录》面世，掀开了该馆民国文献的面纱，让我们可以循着踪影一睹真容。

　　钩沉特色，老教材新启发

　　“儿戏窗前四字，按之口语顺序似宜改为儿在窗前游戏方合。用一儿字似表明仅有一人，与下文汝等勿闹句不相呼应。兹（若）将首句改为兄弟三人在窗前游戏如何？”这段文字出自民国时期，教育部在审批中华书局送审的《新式国文教科书》时题写的修改签条，从中可见审查之细致，意见之具体。而我们今天得见这些批语签条，则要归功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妥善保存。

　　清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一些有创新思想的中国学人率先开始了自编教科书的尝试。其中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编撰的《新订蒙学课本》，“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影响很大，为其出版新式教科书拉开了序幕。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应该说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从前些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再版的《开明语文读本》受到热捧，到近日文汇出版社影印再版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新式课本《澄衷蒙学堂字课本图说》的众筹项目反响热烈——短时间内就已众筹到四十多万元，远远超过目标金额的三十万元——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民国老教材在当下仍有其价值，仍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研究。而这也是上师大图书馆一直在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上师大图书馆特别注重民国时期教材的搜集和收藏，希望能够将那个时代人们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很好地保存下来，为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启迪。

　　上师大图书馆副馆长蔡迎春告诉记者，他们馆藏的民国老教材有三千余册，最早藏本溯至清光绪六年（1880）的《算学课艺》。而此次收录的几种，在选录时，综合考察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代表性、体系完整性以及是否为送审本、审批批注本。比如开头提到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其与《开明语文读本》和《澄衷蒙学堂字课本图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用浅显文言编写，图文并茂，易于儿童领悟，末尾附有四课白话文体。上师大图书馆馆藏全八册，第一、第二册为中华书局送教育部的审批本，第一册上录有教育部的批语；第二册中留有当时教育部的修改签条数页，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另外如上述的《新订蒙学课本》，是南洋公学为其附属小学编写的课本，1901—1903年间排印。此课本的体例与传统蒙学读物有很大的不同，开首并非重视人文伦理教育，而是先取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熟悉的事物进行知识传授。其体裁开始模仿外国课本，有了较为明显的近代色彩，上师大图书馆馆藏全三编，线装。再如《最新教科书》，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教科书依学级、学年、学期以及学科而编写，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以说是我国第一套严格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上师大图书馆馆藏《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的一、二、三册，其中第一册为初版。除此之外，馆藏全套五册的《世界历史课本》，是我国出版最早、篇幅最大的世界历史课本，由胡诚临、盛恺等译著，徐汇公学1914—1918年印行；馆藏全四册的《白话本国史》，作为吕思勉的史学成名作，用白话文体写历史，是我国史学编撰体制上的创举，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影响较深的一部中国通史。

　　这些珍贵的民国老教材长久以来养在深闺，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图录的出版，让它们露出了真容，虽然只是惊鸿一瞥，然而雪泥鸿爪，总归有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