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先生已于2014年2月18日仙逝，笔者仅以拙文聊表对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意。据笔者所知，宁可先生所著有关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的已出版成果主要有(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序)：《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56页；《史学理论与方法》，与汪征鲁合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又见于《宁可史学论集续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4页；《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等。宁可先生所参与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实践工作主要有：1960年，首次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前身)开设“历史科学概论”课程；1962-1964年，参加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科学概论》，黎澍主编，同时参编的还有胡绳武、李时岳；1978年以后，每学年为全系研究生开设一个学期的“史学理论研讨”课程，直至2003年75岁高龄因病停开。在宁可先生的长期主持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已发展成为具有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的二级学科。关于这些工作与经历可参见宁可先生的回忆录《流年碎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276页。目前已发表的有关宁可先生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邹兆辰《宁可先生与史学理论》，载《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龙学文《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拙文《从治史经验到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试评宁可先生著〈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391页等。另外，本文的撰写还大量参考了笔者从1994-2003年追随宁可先生学习和做助教期间的课堂笔记和录音资料，其中已发表的部分以刊行版本为据，未刊部分则另加以注明。

　　业师宁可先生(1928-2014)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治学广博，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①仅就其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也开始得相当早。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35岁时就积极投身于当时史学界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中，成为历史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②本文旨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着重从厘清学科范围、建构学科体系和回答重要理论问题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对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在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有所推进提供些许启示。

　　一 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

　　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对本学科性质和建构问题的争论和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集中反映了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过程，尤其能够直射出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在西方产生于19世纪后期，是历史学专业化和职业化需求的产物，其代表作有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1868年)、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和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年)等，他们系统地总结了西方传统史学的学科体系、任务、本质和方法论原则，以及历史知识的基础与形式。这一类成果中的部分内容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所吸收，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次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高潮期，出现了一批史学理论性质的专著和论文，体现了中国史学由历史层面转而进入史学层面的发展趋势。这其中大多数著作的内容是围绕历史观、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结构、史学史和史学方法展开的。③

　　中国史学界出现的第二次“史学理论热”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之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再次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如宁可先生回忆中所述：“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④这期间史学界一方面开始全面反省学科自身的发展道路，包括总结中国史学的丰厚遗产，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诸多成果；另一方面，又逐步纠正了长期存在的思想偏差，明晰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真正确立起史学理论相对专门化的学科范围与界限，奠定了其学科的基本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宁可先生早在1984年发表的《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一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⑤，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率先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尽管当时的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建立史学理论学科的热望和趋势，“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建设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不是搞得很清楚”⑥。结合当时已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宁可先生将史学理论的相关讨论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内容：第一类为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具体包括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基本规律(历史动力、社会经济形态、历史评价标准等)，有关客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矛盾性与相互作用等)，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一特定时代或国家的具体应用和理解(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农民战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经济结构、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第二类为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学术史问题，具体包括探讨历史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有关史学史和史学思潮的研究，以及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评论等。

　　上述所有这些内容大体构成了所谓广义的史学理论大厦，其中第一类旨在依据客观历史的运动特点形成对历史的普遍性考察，是力求通过客观历史的现象、表层发掘其内容中深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可称之为“历史理论”，历史唯物论即是一种历史理论。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客观历史发展的趋势、结构与运动规律等，是一种对客观历史本体的认识(本体论)⑦。

　　在此基础之上，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民族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关系，以及历史学科内部具体历史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即便如此，史学理论也不应是上述诸方面的一个大拼盘或是一个庞大而无所不包的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史学理论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理应具备其专属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并可以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因此，狭义的史学理论应仅指有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即上述第二类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又可称之为“史学学”；它应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具体历史研究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形成理论和方法，对具体历史研究的任务、方向、重点、广度、深度、高度、方法、科学水平、现实作用等起着指导作用”。

　　站在今天史学理论学科勃兴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毋庸讳言这一将史学理论广狭二义的区分，以及进一步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对当代中国史学逐步建立起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及其学科定位具有较为深远的学术影响，也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认同⑧。

　　(二)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结构中的地位与意义

　　作为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在整个历史学科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及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和发展方向。对此，宁可先生是从历史学科的总体结构分析入手的。他提出，如果以认识的对象和目标为标准可以将历史学科区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以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从其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之不同又可分为史料的收集与撰写→历史事实的考证→专门问题的研究→断代、地区、民族、国别等专史的研究→世界通史的撰写等层次；第二部类则是对第一部类得出的历史认识的反思、再认识或者批判，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总结历史认识的规律和经验，从而为第一部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或指导，这表现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⑨。显然，这一对历史学科结构的划分中突显了两大部类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既看到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又明示出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也是其学科自觉意识发展的反映与需要。因而，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可以说是历史学在总体上走向科学与成熟的标志之一。

　　而对于同是研究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史学史而言，宁可先生认为它和史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侧重阐明史学发展的历程，以历史的形式和历史的方法研究史学思想、观点、流派、体裁、史著、史家等内容，并批判性地继承史学遗产。相比而言，史学理论则更侧重于研究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及其发展规律，突出采用理论的形式和逻辑的方法探讨历史认识在思维中发展的一致性，并以史学遗产或史学史的研究作为建构史学理论体系的资源与材料，这也体现了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方面。

　　具体到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内容，宁可先生认为它的中心问题是要研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认识过程，其中包括审查史家主体是如何认识客观历史的、主观的历史认识和客观历史过程的一致性、如何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特点、规律、方法和检验等。因此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阐明客观历史，如何发现它的关键性问题、重要的环节、发展的阶段和规律。简而言之，它不是直接研究历史的规律，而是研究如何探寻历史的规律，也就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规律和方法”。

　　进行这样一种史学理论研究或说建立这样一门学科到底有何意义?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不去涉及或关注史学理论的问题，甚至有的还刻意回避这些问题，但他们仍然在做自己的专门研究，而且有的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此宁可先生指出，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脑子中没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者“没有用这些看法来引导、影响自己的研究”。在当今史学界不乏有人认为史学理论根本就毫无用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也根本不需要去学习这类课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是“一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看法”。史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正是在于“使我们更自觉地、更正确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学”⑩。因此，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那种光拉车不看路的盲从习惯，使我们的历史研究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精神，这恐怕也是历史学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之一。

　　(三)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内学术界和史学界还大量存在着将史学理论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倾向，甚至对于是否有必要建立史学理论学科也存在争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于当时的史学理论研究存在的最大“框框”之一，“就是认为唯物史观既是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对史学理论方法论如要进行任何其他的研究，都是对唯物史观的干扰、破坏或否定，根本不存在建立或研究唯物史观以外的‘史学理论’的问题”(11)。因此，实际上特别需要在理论和思想上明晰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研究同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同是以阐明人类社会的结构、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基本任务，但它们在认识特点、实现途径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别。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范围广泛涉及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以社会科学的普遍认识规律，“对客观历史过程按其本身内在的规律经过思维加以修正，摆脱了历史的形式及偶然性的干扰，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每一个要素在它完全成熟而且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把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同时，又在贯彻社会科学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侧重用逻辑的方法“从客观历史的具体运动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规律”。

　　相比而言，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只限定在人类社会的过去，这也就给历史认识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问题。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历史认识多数情形下只能凭借留存的片断性史料(文献、遗迹、文物、口碑等)，通过研究者的意识活动尽可能近似地“去摹写永不再现的历史”。尽管过去的终结性有利于历史研究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使研究者可以完整地看到历史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由古及今和由今及古地双向研究，但同时也会导致历史与现实之间联系与区别的错乱理解。其二，历史认识者的意识活动“主要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它要借助于现代人的感受、知识和经验，要运用现代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这既可能是历史认识超越前人的地方，也可能会形成对历史的曲解。因此，如何使研究者“立足于现实的基地、现实的高度”，“又深入到历史中去探索、感受、体验”，从而“正确地科学地摹写客观历史”，这是历史认识所需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其三，研究者个人的主体性因素(阶级立场、世界观、理论、方法、学力、识见、才能、知识、素养等)对历史认识也会发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上述这些方面显然是历史认识领域所独有的因素，“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不可能多所涉及或不需要多所涉及的，它们正需要由历史科学理论来专门加以研究”。

　　除此之外，历史研究还具有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研究途径，它正是要通过“如实描写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具体的过程”，以细节化、偶然性、多样性、特殊性、曲折性、差异性等异常丰富而深刻的再现，来展示融合于具体历史过程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因而，具体的历史研究恰恰可以形成与抽象化、观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历史研究的方法是在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侧重历史的方法”，“最充分地运用历史的形式”，“把材料的生命具体地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可见，由于历史认识不同于一般认识的特殊性，使史学领域具有自身特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些是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和理论所无法完全解决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方法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历史科学理论，是应该也可以同历史唯物主义适当地区别开来的”。而这个区别主要在于，史学理论应是“以历史学或历史科学为对象，概括人们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它的核心问题不是直接回答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史学理论“不单单是历史学，而是‘史学学’，如同‘科学学’一样。它是历史学的一个方面，它是历史认识论”(12)。

　　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讨论，史学界逐步达成以下共识：“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3)从当今多元理论思潮对史学研究影响的态势来看，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片面地用唯物史观取代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或者完全忽视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恐怕都是需要摒弃的错误倾向。而任何其他的理论思潮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明辨而慎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