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联系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时期,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夷”及“五方之民”等观念的基础上,夷、蛮、戎、狄开始与四方相配,并形成了对四夷的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模式,这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历代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对民族历史的记述。中原地区的各民族政权都认可了这一记述模式,并重视通过这一模式记述各民族历史,以此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  

    关键词:华夏;中国;四夷;体系化;历史记述 

　　作者简介:关志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学史。 

　　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撰述传统,古人留下了数量浩瀚、形式多样的民族史著作。虽然有些民族也以汉字或本民族文字记述本民族的历史,但这些著作出现的时段较晚,数量也相对有限,从整体上看,现存的民族史文献的撰述主体是中原地区的官员或学者,他们主要是从华夏、中国或中央王朝的视角来进行历史撰述的。经过漫长的发展,民族史撰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记述模式,其中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最具有代表性,它主导了历代民族历史的记述方式,并对古代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解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商至春秋时期的华夷分际 

  从传世及出土的文献来看,商人关于周边各族群的记述就已经与地理方位联系起来。商人称周边民族政权为“方”,商人的记述中有“多方”,包括土方、羌方、鬼方、人方、井方等,①这些“方”是相对于“中商”、“中土”而言的。在商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四方”、“四土”、“四单”等词汇,与中央的大邑商相对应,这大致构成了五方的轮廓,成为商人观念中的政治空间结构。商的政治中心地位通过“方”或“多方”来突出、体现,商“祭祀、宇宙中心‘王族祖先’通过异族世系来进行对比、衬托。方与四方明确了商之政治、宗教中心性,把‘中心’和‘异类’、‘外部’、‘边缘’区分开”。②周人继承了商的宇宙观,强化了中心对四方政治统御的观念。在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五服制、九服制③中,蛮夷、戎狄也被安置在边缘的位置,对五服制较典型的记述如《国语·周语》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诸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虽然周时现实的政治空间未必如此整齐,但可以确定的是,周人以周王室中心建构了一个以礼制为表现形式的等级化政治体系,而蛮夷、戎狄等异族则被置于这个体系的边缘。④ 

  周人的祖先后稷原为夏部落联盟的一员,商灭夏后,周人窜入戎狄之间,但周人以夏自称,克商后。封建武王兄弟之国及姬姓之国有数十个,这些封国遍及中央平原地区,它们有共同意识,自称“有夏”、“区夏”,如《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尚书·君爽》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云:“⋯⋯帝钦罚之,乃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西周国家是一个由不同成分构成的综合体,它不仅仅包含了周,同时还接纳了有着不同种族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周人看来,未纳入分封体系,不尊周人礼仪的人群都可能是异类,相对周边族群,诸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