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历书藏品

《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

《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

　　又至岁末年头，日历只剩几页了。说起来，当下的日历溯及源头，还是受了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征集到的两件藏品，见证了这场意义深远的改历之变。

　　这件《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线装，红皮，封面印“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钦天监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时宪书颁行天下”。时宪书，清朝以前称为历书，俗称黄历，相传是黄帝轩辕氏所创；因历书是经皇帝御览后颁旨发行，所以又称皇历。

　　钦天监是编制时宪书的专门机构，清初康熙皇帝综合当时中西数学知识，主持编写了《御制数理精蕴》。这是一部初等数学百科全书，钦天监推算历书即依此而行。

　　翻开《时宪书》，第一页红字印刷清帝先祖忌辰，自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直至德宗景皇帝（载湉）。随后附吉凶宜忌，吉神有天德、岁德、天恩、月恩、三合、六合等说法，下列所宜诸事；凶神则有劫煞、灾煞、月刑等类型，标注各种禁忌。

　　正文主要是按夏历编排的每月日历、节气和宜忌诸事。文末为钦天监编写人员名衔，表列管理钦天监事务、宗人府宗令、和硕礼亲王、四品衔监正恒安、监正陈寿彭等满汉十八员。

　　时宪书的颁授是王朝正朔的象征，遵循着规程严谨的礼制。尽管这本时宪书没有标署日期，清代典制规定每年“孟冬之朔（即阴历十月一日），乃进时宪书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经御览批准，颁赐百官及各省实行。据此，这本时宪书当在1911年11月21日（阴历十月一日）正式发行国内。

　　这册时宪书，虽按惯例早产，却不能按惯例指导来年百姓日常生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义声所播，举国响应。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即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下退位诏书，使用三年的宣统年号戛然终止。“宣统四年”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还未来得及启用，即已成为“过时的皇历”了。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又采用怎样的历书呢？1911年12月31日，革命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自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起，即阳历元旦，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称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1912年1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据此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这件《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正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历书的各种新规定。

　　月份牌额书“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采用中国民国纪元，舍弃宣统年号。正中为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寓意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中华民国国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旗下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西装标准照，作为共和政权的象征出现在纸上，走进了千家万户。右为阳历，左为阴历，阴阳历并用。

　　与时宪书相比，月份牌删除了吉凶神宿等迷信内容，符合由参议院通过，经孙中山总统发布的关于新历的决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这张月份牌时代特征鲜明，既表达了以中华民国代替清王朝“改正朔”的政治寓意，又包含着“趋于大同”，与国际历法接轨的思想理念。

　　《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和《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两件相映成趣的藏品充分说明，辛亥革命终结了以皇权颁授的历法制度，开启了中国与国际接轨使用公历的新纪元。